第4章 谬种 第三节（2 / 2）

我回到楼上，病房里已经没人了，床单也换了。我跑出去揪住一个护士问，十三床怎么了。护士说，你放手，你捏我干吗，十三床不就是大出血的大学生吗，他好像救回来了，拉出去拍ct了。我说谢天谢地，你们换了床单我还以为他嗝屁了呢。护士说，满床单的血，能不换吗？

我心情又好了起来，带着欢喜与无聊在医院里胡逛，我本来可以去逛个街什么的，但那天肚子还是不舒服，上海是个很难找到厕所的地方，不如就待在医院算了。我对着每一个护士傻看，她们的背影通常都不错，如果正面看到脸，有时会失望，有时会惊喜，像赌博一样。这时我听到有人在背后喊：“路小路，你在这儿鬼窜什么？”我悚然回头，看到了我的堂妹路小娟。

遥想当年，我经常去化工学院看老杨，两个人挤在学校又窄又硬的床铺上，只能错开了睡，彼此都把脚插在对方的脑袋边。下铺的兄弟吓坏了，说你们这两个傻缺睡69吗，后来一看是96，也就释然了。我这么说睡觉的事，没别的意思，只是说我和老杨很熟。

有一次我们结伙去医学院晃悠。我的堂妹路小娟在这里念大学，两处不远，都在徐家汇一带。进了医学院，哧溜一下钻上女生宿舍楼，杨迟还在嘀咕：这大上午的应该都在上课吧。我说凭我的经验，我妹这会儿肯定在睡觉。上去一敲门，果然没有辜负我，路小娟睡得迷迷瞪瞪的，头发蓬乱，穿一件泰迪熊的睡衣揉着眼睛开门。我听见身边的老杨在心脏深处发出了“叮”的一声。

我这个堂妹是上海人，比我小半岁，念的是药剂专业。小时候，她是我们这个家族的骄傲，因为长得美，而且有望考取大学。须知我们家从四九年以后就没有出过大学生，我爸爸这么高档也就是个中专学历，家里劳改犯倒是不少，净他妈吃皇粮了。由于家族系统里宠着，路小娟不免骄纵，脾气大，爱翻脸，对我倒还客气，因为我也爱翻脸。念中学时她来戴城玩，看见楼上的杨迟哥哥，还很谦虚地讨论过数学，后来发现杨迟是个唠唠叨叨的少年，想法古怪，不似正常人，她就不爱搭理了。一别数年，大家都长大了。路小娟带着我们去了医学院的食堂，吃了点东西。我和杨迟忘乎所以，讲了几个黄色笑话作为回报，关于小跳蚤漫游女性世界、花木兰遇到老军医之类的。她没笑，吃完之后不动声色地带着我们走进一幢楼，沿着走廊，起初还很明亮，后来发现只有日光灯了，两边都是泡在玻璃坛子里的人体器官，还有怪胎标本。我和老杨对器官还算扛得住，看见怪胎就想吐了，再往前走，日光灯都没了，黑漆漆阴惨惨的，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用黑色被单蒙着四具人体。老杨说：“这什么地方？”路小娟说：“停尸房。”杨迟说：“好吓人。”路小娟说：“这又没什么的，我都在停尸房复习功课的，清静。”我和杨迟面面相觑，心脏里面只有鼓声而没有叮叮声了。再细看，有一只苍老的手伸在被单外面，杨迟说：“我们还是回去吧。”刚说完，那被单忽然动了起来，嗖地蹿出一只大黑猫。我大喊一声撒腿就跑，老杨也想跑，可是膝关节都僵住了，转脸看路小娟，她伸长了舌头对着他翻了个白眼。

老杨的后半辈子一直记得曾经带着他去看尸体的姑娘，倒也别有情趣。可是这件事并不吉利，回校以后他挂科三门，我回厂推错了一个电闸，差点把我师傅给电死，都是她给闹的。后面两年我们再也没敢去找她。

此时我见到路小娟身穿白大褂，双手抄在兜里，站在医院走廊里招呼我。人的手是怎么放的，这很有讲究，比如医生抄衣兜，警察抄裤兜，农民抄袖口，社会青年是四根手指插牛仔裤的裤兜里，大拇指指着生殖器，这都是有规定的。我问：“小娟，你现在已经是医生了？实习的吧？”

“我三年制的大专，毕业好久了。”路小娟不满地说，“你对我太不关心了，我还知道你辞职了呢。工厂干吗不做了？”

“把车间主任给揍了，混不下去了。”我说。

“哼，我也想把药剂科主任揍一顿，可惜不敢。”

看到她出现我有点高兴，我说我无聊死了，带我四处玩玩吧。路小娟不耐烦地说：“玩什么啊，我还要上班呢。”我说：“上班你还出来闲逛？”路小娟说：“我他妈的去上厕所，好不好？就看见你这傻瓜像苍蝇一样乱飞。”我心想，上厕所你丫还把手抄在衣兜里。

她进了女厕所，我等了很久才看见她双手抄在衣兜里走了出来，仿佛她的手从来就没有掏出来过。我说：“小娟，穿白大褂上厕所很不方便吧？”路小娟前面二十年已经领教过我的嘴皮子了，头也没抬地说：“滚你的蛋。”

后来她问，来这儿干吗。我忙不迭地将杨迟的事情告诉了她，老杨在你们医院动手术不料大出血他差点死掉。路小娟茫然地问：“老杨是谁？”我说：“就是杨迟，你别装了，你记得他。”路小娟说：“就是那个在停尸房吓尿裤子的家伙。”我说：“他没尿裤子，你记错了，你到底带过多少男人去停尸房把他们吓尿？”路小娟说：“放屁，走开！”

我跟着路小娟来到门诊部。路小娟去药房，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看她配药。玻璃上挖了一个小拱门，她将各色药品送出来，病人将药领走。这还是上海先进，当时的戴城，医院里的配药室是在木板上挖一个拱门，你根本别想看见里面坐着的是医生还是炊事员。

过了一会儿，路小娟和一个病人吵了起来，隔着透明的玻璃，她霍地站了起来，显得凛然不可侵犯，而那个和她对骂的大妈都快爬到玻璃上去了，她捶打着玻璃，声称要让我妹下岗。路小娟听到“下岗”这种威胁也把脸贴在了玻璃上，两个人彼此把对方当成是动物园里的猩猩，非常好玩。再后来路小娟被同事劝走了。

“如果想让她下岗，就去找院长，别在这儿嚷了。”一个老医生冷冷地对大妈说。

时代不同了，我悲哀地想，连药剂师都可以下岗，当然，以药剂师那种倨傲的态度来说，我也挺想让他们统统下岗的。

中午我去病房，杨迟还没回来，我只能回到大厅找路小娟吃饭。她换了衣服要走，说：“今天心情不好，下午我请假回家睡觉。你自己玩吧。”

“借我点钱。”我说。

她没二话，掏出钱包给了我二百，想了想，又加了一百，说：“给杨迟买点营养品，我就不拎什么东西去看他了。”

“你走了我就没劲了。”

“自己去街上玩吧，别跟着我了。上海现在面貌一新，一年小变样，三年大变样。”

“什么大便小便的没听明白，我全国各地都玩够了，到处都在变样。”

路小娟愤愤地说：“别惹我啊，我心情不好。你该多读点书，别一天到晚像个巴子似的自以为全都见识过。你写的那些诗我看过，狗屁不通的——别再跟着我了！”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普希金铜像那儿，有个小男孩对着铜像撒尿，路小娟走过去给了他一脚，小孩是外地的，一边逃，一边骂，一边尿。我不禁摇头，你这样子还像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吗，你简直是人类公敌。

路小娟说：“破坏市容，普希金是我很喜欢的诗人。”

其实我也喜欢普希金，九五年以前，我在工厂里上班，一心就想讨厂医姐姐的欢心。她有着很文艺的一面，八十年代末的大学生都这样，爱诗歌，爱民谣，还爱古典音乐。照这个逻辑，我妹妹也是个很老派的人。反正我跟着厂医姐姐读了一些外国诗，甚至还能写几句歪的，获得了一点可疑的赞赏。我看着路小娟，心想：她们都是医生，都爱普希金，但我可以很确定地说，我的厂医姐姐绝不会去踹一个撒尿的男孩——在她眼里我就是那个撒尿的男孩。

路小娟说：“你太软蛋了，那小孩骂我，你都不去追他。你要是再跟着我，就把那三百块还给我。”

我独自吃完饭，又走回医院，找了个长条形的座椅躺了下来。中午的医院里比较冷清，趁此机会我回忆了一下往事。

我八岁那年认识了老杨，我们住在农药新村一幢暗无天日的楼里，他二楼，我一楼，我们的爸爸都是农药厂的工程师。作为知识分子，这两个爸爸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譬如他爸爸很热爱文学，家里三言二拍、西厢红楼俱全，阁楼还有一套《金瓶梅》，而我爸爸是个物质上的享乐主义者，家里看不见什么带字的东西，吃的倒是不少。这两个爸爸互相之间既友好又有点不服气，到了我们这一辈，既然相见恨晚，很多东西就可以分享了。我去他家里看书，他来我家蹭吃的，这是一种极有意义的互补，据我所知，像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不是做书呆子就是做吃货，或者两者兼具，想改变命运不是那么容易的。

略过我们漫长而无聊的青春期不谈，九二年我从技校毕业进了糖精厂，算是子承父业，杨迟考上了上海的化工学院，亦复如是。这件事让我爸爸挺没面子，我妈倒是无所谓，我十八岁时身强力壮，一顿能吃三碗饭，而老杨苍白瘦弱，两条腿细得姑娘都掉眼泪。我妈觉得我这副身板是她自豪的源泉，儿子长得壮，老妈心不慌。果然，到了九五年，我仅剩一口气从糖精厂辞职出来，好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熬到苏联红军前来解救的犹太人，身体不好的早就死了。养了一个月我又恢复了原先的活蹦乱跳，而老杨呢，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个小小的息肉就把他击倒了。

在少年时代，他是我们全楼的骄傲，唯一的重点高中生，唯一考上本科的孩子。我们那栋楼里除他以外，所有的孩子都在念技校职校，毕业以后进厂做工人，就他是个异数，学习成绩太好了，老师也喜欢，想堕落都难。一九八四年夏天，班上坏孩子欺负他，把他衣服扒了，肚子上画了个王八，他跳起来要拼命。那种不堪矬逼羞辱的尊严，至今传为美谈。到了一九九三年，我去化工学院找他玩，他正在和人打牌，也是夏天，光着膀子，肚子上画了六个王八还在乐。这时我意识到他已经成长为另一个人了。

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老杨谈了一个女朋友，化工学院英语专业的学姐，绍兴人，长得虽然不是很好看，但十分懂事，也风趣。我们在一起吃饭，老杨让我猜谜语：大姑娘做引体向上，打一个人名。答案是毕。那姑娘无师自通地说：“大姑娘穿贞操带。”答案是毕加索。这种低级笑话很少有女孩子能接得上的。夏天我又去化工学院，听说她已经大姑娘上班——毕业了。十分可惜。老杨形单影只，光膀子穿着她送给他的纪念品，一件真丝睡袍，坐在寝室门口唱越剧。下铺的兄弟告诉我，那绍兴师姐真是悍勇，临走前跟老杨在寝室里搞了两天一夜，全寝室的人都只能睡到别处去，然后她就提着行李走了，老杨扶着墙出来，双腿发软，喃喃说：“她是我大姑娘的孩子——毕生的爱。”我想起这姑娘也觉得遗憾，假如她还在，怎么可能让老杨独自待在病房里，又怎么可能让他抽出那块要命的止血纱布呢？

长条椅子睡着不舒服，太窄。这些年在工厂我唯一学会的事情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我都能毫无怨尤地睡下去。我甚至能用电工皮带把自己绑在条凳上睡，有时醒过来忘记了，连人带条凳一起站了起来。随着工厂生活逐渐消散在我的生活中，我变得娇气了，挑剔了，对生活的品质有一定的要求了。

午睡醒来后，我向住院部走去。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三点整时门卫打开门，人们一拥而入。我快步进去，这次总算看见了老杨，他躺在六病区十三号病床上，双目紧闭，手上插着管子，还有个嘀嘀叫的仪器放在一边。他比从前更苍白了，我于心不忍，凑上去多此一举地给他掖了掖被子。其实他的被子很完美，不需要掖，我做出这种动作纯粹是跟着电视剧学的。这时听见他有气无力地说了三个字：“谢谢你。”

我说：“别客气，是我，不是护士。”

他睁开眼，看了我好久，说了两个字：“鸡巴。”

我很欣慰，他还能骂人就说明又活过来了。一时兴起，出去打了一盆热水，把掖好的被子掀了，自作主张将老杨的病号服扒开，裤子褪到膝盖，正面仅剩一条三角裤，我给他擦身体，前前后后一丝不苟，浑如当年在工厂里擦我的自行车。周围的病友们全都看呆了，一致称赞我够义气，后来护士进来了，我打算把他三角裤也扒了，发现老杨那只没插管子的手紧紧地拽住了裤腰。

“冷。”他说。

事毕，他睡了过去，我帮他弄好衣服，再次掖好被子，很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旁边有个病友说：“你刚才把他扣子扣错了。”我是个有强迫症的人，受不了这种不完美，又把被子掀开，发现真的扣错了，只能重来一次。杨迟醒了，这次他已经没有字可说了。当我第三次掖好被子时，那帮病友都很恐惧地看着我。我也累趴了，扔下老杨，独自出去找晚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