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吉普赛人(1)（1 / 2）

我们把一九七九年春节叫做“典型的春节”，我们也知道“典型”这个词用得不怎么恰当，可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最近不知为什么突然对“典型”这个词产生了偏爱，只要一个事物有点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把那事物称之为“典型”。今年的春节，其“典型”就在于这个“春”字上，在于我们感到今年春节的春意特别的浓郁。这天，我们宿舍里四个没回家度寒假的同学聚在一起，买了很多罐头、卤菜、熏鱼、水果，还有两瓶葡萄酒，连同家乡寄来的东西，堆满了两张写字桌。我们又向一个俱乐部干事借来一个手摇留声机和一堆唱片。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制造的手摇留声机的确老得够“典型”的，至少有我们四个人年龄总和的二分之一，还需要一个人专门为它上弦。上弦时，它在床上就像一叶方舟在海洋上那样颠簸摇晃。可是，这叶方舟里却装着世界第一流的交响乐团和我国著名的歌啮家。我们听完了《天仙配》就听《新大陆交响乐》，听完了《蓝色的多瑙河》又听《刘胡兰》，当我们正放上贝多芬的《庄严弥撒》的时候，一个宁夏来的学生突然站起来打开窗子：

“听！”

外面是节日的夜上海，汽车喇叭声、电车的行驶声和人的嘈杂声交织在一起，而在这些声音的空隙中，伴随着《庄严弥撒》的合唱，隐隐约约有一个为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严肃的声音：

“……地、富子女……公社社员……人学、招工……人党……不得歧视……”

听了一会儿，一个河南来的同学忍不住叫道是关于地富子女的。快关窗吧！冷空气都进来了。”

上海的房间里在冬天也不生火炉，这使我们这些北方来的人很不习惯，我们都感到有点冷嗖嗖的；况且，我们又都是工人子弟，对这条新闻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那个只穿一件对襟羊毛衫的宁夏学生仍然两手交叉地抱着胳膊肘固执地站在窗。《庄严弥撒》放完了，他才把窗子关上，默默地转过身来。房间里有片刻安静，我们三人都注意到了他脸上那种复杂的表情：既是兴奋的、满面春风的，又是惆怅的、一往情深的。这些表情并不是依次地在他脸上闪过，而是在瞬间混合在一起同时表现了出来，真是够“典型”的。他是一九七七年考进新闻系的学生，长着一对细长的凤眼，留着很精神的小平头，颇有运动员的风度。可是现在，他突然现出一副多情善感的诗人的面孔，倒使我们惊讶起来。

“怎么了？”

“缉什么！”他端起一杯鲜红的葡萄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然后擦了擦嘴，把酒杯放在桌上，对我们表示了一个歉意的微笑。

“不，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事！”我们不约而同地向他围过来。“你说出来吧，你要不说，我们决不罢休！”

“你们不要闹！我说，“他叫我们坐下，随后像人在开始回忆时要做的那样，抬起手抹了抹小平头，深深地叹了气说，“不错，刚刚的广播是关于地富和地富子女的。那么它对我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曾经遇到一件事……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我想，在我刚刚听到广播的时候，她也一定在什么地方听到了。可是……可是，如果我们两人是在一起听，那又多么好啊！……”

正如你们知道的，不仅我的父亲是工人，我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工人。我们家是一九五八年支援西北时随厂搬迁到宁夏的，原来就住在上海。洋务派在上海办第一个工厂，我的高祖父就进厂了，他可以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代人。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工人聚居的棚户区，家里的人不仅不能和别的什么阶级的家庭通婚，连和农民结亲的机会也没有。所以不只我的父系，就是我的母系也是工人。这是我父亲特别感到骄傲的：我们家是典型的血统工人。我们兄弟年纪小的时候，倒不觉得在我们身上循环的血液和别人的有什么差异，直到大哥结婚，我们才认识到血还有不同的颜色。大哥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和一个女同学很好，毕业后，就顺理成章地要结婚了。可是，那个可能成为我嫂嫂的姑娘却是富农出身，这就遇到我父亲和亲戚们的激烈反对。公平地说，我父亲在外面的确是个好人，对人和蔼可亲，对工作勤勤恳恳，但是在家庭内部却是一个**的国王，对我们实行的是严格的家长制统治。父亲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不过是要保持家门清白，姑妈、姨妈、舅舅、大爷们的理由就复杂得多了。这里面有大哥今后的人党问题、参与保密项目的研究问题、家庭亲戚关系问题、孩子的前途问题（注意，这里所说的孩子不是指的我们，而指大哥未来的孩子，总之吧，等等、等等、等等。不过，话说回来我还真佩服我那些可敬的长辈们有先见之明，如果我大哥真的和那个富农家庭出身的姑娘结了婚，那么他们的远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定都会应验的。结果，我大哥没有罗蜜欧的勇气，只得和他的朱丽叶断了交。

后来，我大哥和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了婚。他们现在孩子都有三个了，可是感情并不好。虽然不吵不闹，但也就和上海人说的“温吞水”一般毫无味道。这是大哥经常向我流露的。你们不要笑，大概你们以为我的大哥和《家》里的大哥差不多吧！不错，是有点相像。可是这个悲剧并不在我大哥身上，二十年代高觉新的故事会在六十年代的迥然不同的家庭里的迥然不同的年轻一代人身上重演，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的悲剧。

我的二哥原来是个老实人。他年轻时曾偷偷地爱着一个同厂的女青年，可那个女青年家庭出身也不好，有大哥的前车之鉴，他不敢去向她求婚，自己的婚事只好让家里包办下来。当然，婚后的感情也不融洽。现在我二哥的胡子也有一把了，可是他总喜欢跟别的妇女一块儿说笑。我不是说他乱搞男女关系，不，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喜欢和别的妇女接近。因为他不爱他的妻子，他就想在别的妇女身上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他自己家的事懒得去做，可要是别家的妇女叫他打个家具、盖个小伙房、修理个炉灶，那劲就来了。在厂里人都管他叫“没正经”，但有谁知道这个“没正经”心里有一种痛苦的隐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