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光明（1 / 2）

罗佳说，赌场就在城西大桥往西，问我到底去不去。我想了想就答应了。

那是白露，人们开始斗蟋蟀，同时赌钱。有这种赌场，藏在城市隐秘的角落里，职业赌徒、业余赌徒、蟋蟀玩家混杂在一起，像一个微型的角斗场，罗佳的爸爸也在其中。他已经从牢里放出来一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他迅速欠下了巨额赌债，输掉了仅有的房子。她搬到郊区住着，农村廉价的房子，既省钱，也免于债主上门骚扰。

她说，凡是斗输了的蟋蟀，都会被踩死，因为它输过一次就失去了再斗的资格。但是她的爸爸，简直是一只不死的蟑螂。他永远都在赌，永远都在翻本。

那时罗佳已经是我的女朋友了，我们都十八岁，我被技校开除不久，而她早已成为放荡的马路少女。她妈妈已经死了有三年，以前住的房卡房，用来抵债大概不值一千块钱，可是连这都被收走了。她说农宅不错，其实比城里的房子宽敞，但那地方没有煤气，也没有自来水，冬天快要来了，再熬下去她爷爷和奶奶非得冻死一个不可，或者两个全都冻死。她爸爸已经不回家了。

“去砸场子吗？”我说。

“就去看看。听说他赢了很多钱，我就可以搬家了，但他不想把钱拿出来，也许他赢了钱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再也不想住在那个鬼地方了。”

我们骑着自行车打算出发，我看看手表是下午四点，她说一小时就能到。

“赌场给你进去？”我问。我知道那种地方都是秘密场所，怕警察冲。

“我去过的，他们有点认识我。”她说。

“也许不给我进去，我身无分文，不太像个赌钱的。”

“你就说你是去卖蟋蟀的，你歪头的样子最像干这个的。”她说，“我还带了一个蟋蟀呢。”

“你也打算去赌？”

“笨蛋。真正的赌棍是不需要带蟋蟀的，他只要带钱押宝就行了。”她说，“我身上也就剩下两块钱了。”

她从口袋里掏出竹筒，拔出塞子，跳出一只三枪。按照我童年时的经验，谁要是放出一个三枪，就会招致严重的嘲笑。我夸张地笑了起来。她说：“有什么好笑的？”抬腿把那只可怜的母蟋蟀踩死了。

“那就走吧。”我说。

在此之前我刚刚被化工技校开除，成为马路少年的一员，成为和她一样的人。我终于到达了这个地方，说起来这也不是我努力所得，而是她混惨了。

我在化工技校算是把什么坏事都学会了，刚进学校的时候，我摸了摸自己的歪头，估计第一天就会被人欺负死，这所学校出了名的流氓土匪，生存压力太大。当时我的理想是去烹饪技校做厨子，厨子们当然不欢迎我。

然而我猜错了，那是极为严厉的年份，开学第一天我们所有人都被镇住了，气氛异常肃穆，教学楼正门口挂着横幅，要求整顿学风，警惕和平演变。新生们坐在教室里噤若寒蝉，高大威猛的班主任在教室里穿梭来往，先是勒令一个穿牛仔裤的学生脱下裤子，仅着一条短裤绕教学楼跑圈。学校没有操场，跑步都得绕教学楼。其次是让一个穿花衬衫的去食堂里铲煤，恢复一下劳动人民的本色。轮到我的时候，班主任很仔细地检查了我脖子，又拉拉我的头发，确认我是天生的歪头和天生的鬈发，这就算下马威了。第二天有两个在走廊里吵架的同学被拎到教务处，一人挨了一个警告处分，我们都吓傻了，连厕所在哪儿还没认清呢，就已经被处分了。头一个月里，高年级的孩子像割草一样纷纷遭到退学和开除，那帮大孩子也懵了，说以前不是这样的，管得可松呢，只要不打老师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惩罚。这时你抬头看看学校里的横幅就会明白为什么。

那所学校靠近城东的大桥，旁边是护城河，往北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监狱，罗佳的爸爸就曾经关在这里，我姐姐的男人也是。在八十年代，罗佳曾经一次次地带我来到这里，她以一个明媚而忧伤的形象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然而我已经失去了她。

技校的生活十分乏味，但并不平静。开学没多久我就见识了一场校内斗殴，一个学生被人捅穿了肚子，警车直接开进学校，把一群高年级的学生带走。接下来的日子，更为严厉的管制开始了，牛仔裤绝对不允许穿，军裤也不允许，皮鞋必须得看鞋头，尖头和方头的都不允许，圆头的可以。衬衫不能带花，带条纹的也不行，必须一色的，下摆束在裤子里，领口的扣子只能解开一颗。如果有同学穿打补丁的裤子，那是要受到表扬的。有一次一个笨蛋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衬衫和球鞋一起出现，为了求得更多的表扬，结果被班主任赶了出去，说他太像要饭的了。

打架一概处分，见血必开除，打老师的直接送去拘留。有时候不说话的也会倒霉，比如说，校长正好看见你在走廊里站着，他走过来问你四项基本原则是什么，答不上来就绕教学楼跑吧。

学校明文规定不许蓄须，我们之中很多人都没胡子，只有嘴唇上的一溜细黑汗毛，这在许可范围内，汗毛不是胡子，可是有一天又宣布这全都算胡子，必须刮掉，我们都去刮了，刮掉以后又长出来，从此它就是胡子了。

我在十七岁时经过了猛烈的变声期，刮了嘴唇上的汗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让我高兴，原来歪脖子并不与荷尔蒙有关，我一切正常，在技校这个地方甚至可以变得更凶悍，像个真正的怪物。

那段时间没什么人欺负我，我们班上有一个最强的男人，绰号呆波，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跟我爸爸学跳舞的，一九八四年在文化宫俱乐部的第一批学员。呆波佩服我爸爸，按辈分算起来他是我的师侄，不过我不能这么说，他让我做他的师弟我也认了，我在呆波的小团体内混得不错，他们仅仅是嘲笑了我歪头的客观事实，并未将这种羞辱付诸行动。我经常买香烟给他们抽，这是一种示好。很快我也成了一个真正的烟民。

我姐姐曾经嘲笑我抽烟的样子，歪着头，满脸无所谓，残疾而堕落，自以为离经叛道。我告诉她，技校对抽烟的惩罚十分严厉，这种在成年人来说极度普通的行为是校园内的头号禁忌，你甚至可以公开吊马子，但你不能公开抽烟。我也不知道那些老师为什么会痛恨它。惩罚的方式也很特别，不处分，不批评，而是扣津贴。技校每个月发给学生十五元津贴，国家补助的，这笔微薄的财产是我们唯一的尊严所在，你可以考试不及格，可以被处分，甚至趾高气扬地卷铺盖滚蛋，可是只要你还待在这鬼地方，每个月的月底看到别人拿钱，自己身无分文变成一个穷鬼，一个戆卵，这极伤自尊。尽管只有十五元，但它可以叫人发疯。所以你应该认识到，我这么干是真正的离经叛道，就像我没事爱摸电门一样。

我们依然在任何可能的场所抽烟，厕所里，楼顶上，树荫下。这所学校基本都是男生，抽烟乃是一项光荣的革命传统，甚至比打架更重要，所有的男生都保持着一种强硬的姿态：我可以穿打补丁的衣服，可以老老实实，可以背诵四项基本原则，但是老子必须抽烟——因为他妈的，抽烟和资产阶级没有一分钱的关系，无产阶级才抽烟，资产阶级都他妈的戒烟了。

抽烟让我有一种孤独感，小小的，微微的。我经常爬到楼顶上，叼着香烟静静地望着护城河，对岸的监狱，带铁丝网的高墙、圆形岗楼以及像勺把一样弯曲静默的大桥。我用这种方式怀念着罗佳，整整十年，我像是穿过了漫长的旅程，到达了一个荒凉而珍贵的地方。我想她简直快想疯了。

那是残疾而堕落的年份。到了九○年，我被评为年级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得说是我活该，在一次文体活动中，我被呆波他们抬起来扔向一个高年级的美女，她是学生会主席的女朋友。她发出惨绝人寰的尖叫，歪头，快点滚开。我闻到她身上好闻的味道，她和罗佳长得有点像，一瞬间我沉醉地闭上眼睛笑了，于是我就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技校的资产阶级是什么滋味，我算是尝到了。每次开大会都是由这些人做开场白，先汇报自己的思想，再站到墙边，背诵四项基本原则，然后到外面去跑步。有一本白皮小册子供我们学习，每半个月这些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受处分的无产阶级汇聚一堂，根据教导主任的要求默写这本政治手册上的一切内容。最可气的是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既不会被开除也不会被处分，说白了，只是个虚名。我曾经问过班主任，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不让我滚蛋，反正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班主任说，如果我们都滚蛋了，学校就没有资产阶级了，那么政治课还找谁去上呢？毕竟不是文化大革命，要置我们于死地，无非是教育教育，给大家做一个可供参考的实例——实在对不住，技校这种地方能找到你们资产阶级的也实属难能可贵，忍几天就过去了。

我们每星期都会有一个下午关在会议厅里看录像，里面的士兵烧得不像样子。那会儿已经不打仗了，大家都觉得当兵没什么危险，猛一看到录像，发现共和国还是很需要卫士的。三个牺牲的士兵的名字被刷在墙上，没过多久这些名字又被刷掉了，说是不许随便再提，我们也就不提了。

跑步的时候我总是落在最后一个，连女生都跑得比我快，这很丢人。他们都跑完了，我还在绕着教学楼独自散步，一只手捂着剧痛的小腹，有一次干脆跑吐了。这副惨相引来连片的叫好声，我抬头看到学生会主席和他女朋友，他们在二楼学生会办公室里探出头张望，那狗女人的笑声像花瓣一样落在我头上。

我们走到巷口，罗佳说有点饿了，如果去赌场我们可能会很晚才回来，最好吃过晚饭再上路。我们来到苏华照相馆边上的饭馆，各自要了两份炒面，店里顾客不少，我们找不到座位。我把她带到了照相馆里。

“我爸爸去看他女朋友了。”我掏钥匙开锁，把卷帘门拉起一个三尺高的空隙，再打开门，钻进去，坐在柜台边吃炒面。吃完了我打算消化一会儿，顺便把抽屉里的照片拿出来给她看。一九八八年她是这儿的常客，很多照片都是当时的聋子方小兵拍的。她看得认真，我顺手摸摸她的头发，她说：“别乱动，头发乱了。”外面刮着很大的风，我想要是她这样子去城外，用不了多久，头发就会全部乱了。

“聋子搬家了？”

“搬家了，住到那边新村里去了，关在家里继续画彩蛋。他只会干这个。”

“学不会其他东西了？”

“不需要学会，彩蛋已经够他消费一辈子了。”

我们坐在一起，想念了一小会儿方小兵，用圆珠笔在小本上猛写字，骑着他那辆破旧三轮的天真样子，不禁很感慨，光阴如梭，一切都生锈了。很奇怪，时至今日我仍觉得八十年代是光彩焕然的，那种新鲜好闻的气味引导着我，而九十年代在我心里却显得陈旧腐败，从一开始直到它结束都没能挽回。我矫情地说：“以前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以为她会嘲笑我，不料她说：“是啊，好日子结束了。”于是就连小兵都被我抛在了那个业已消失的八十年代中。

后来她又找到了一张更早以前的照片，七年前在照相馆里拍的。我坐在她身边，仿佛感到最初的她又回来了，那个上课时拘谨又美好的小姑娘，和赌博没有一点关系的她。我觉得很伤感，我记忆中的罗佳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仍然喜欢眼前的这个人，无论她化蛹为蝶还是化蝶为蛹。她凸出于一切事物的表面，这么多年我并不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会变成这样，而我为什么还是从前的那副样子。

她把那张照片揣进口袋，说：“给我吧。”

“我也就剩一张了。”

“你有好多张我的照片。”

“小学的就这一张。”

“我搬家的时候把一本相册弄丢了，小学的照片也就剩几张派司照，难看死了。这张好看。”

她还是很美，但美得和从前不一样。从前她花里胡哨的，喜欢戴蝴蝶结，穿着很优雅的黑色搭扣皮鞋。现在她用牛仔裤和夹克衫彰显其马路少女的身份，前额的头发用吹风机吹得翘起来，抹了亮晶晶的摩丝，模仿香港录像片里的小太妹。既然如此，我就得扮演烂仔，这没什么不好，在我看来，所有人都自以为活在录像片里。

我曾经去过她家里，郊区农村，三开间的二层农宅，在当地来说也算不错了，她家租了楼下一间，往外看就是大片的菜地和房东家的鸡棚。屋子里黑洞洞的，家具破烂不堪，两个老人呆呆地坐在床上，目光沉重，仿佛已经没有力气与生活中的绝望相对抗，只能任由如此，随时准备死掉。那种地方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她用马桶，然后倒在农村的粪缸里。这与她马路少女的形象完全不符。她说洗澡更麻烦，到了夏天，每天晚上烧了水给爷爷奶奶擦身，然后是自己。这非常痛苦，与此同时，她搞不清那些农民是怎么熬日子的。房东告诉她，老人不用那么勤的洗澡，他们没有新陈代谢了，没那么容易发臭。她听了这话觉得更厌倦，有时候在城里玩得很晚，不想走夜路回到村里，她就去医院急诊室睡觉。她一门心思就是挣点钱，赶紧离开那个地方。然而她爸爸不见了，秋天到了他赌蟋蟀去了。

她站起来说：“走吧，还要赶很远的路。”

念技校的时候，呆波一直罩着我，他带我去跳舞。呆波的爸妈比较擅长跳国标，在我爸爸门下算是比较出色的，到了呆波这一代完全无视于跳舞的道德观，他专门跳淫舞。春天时，他带着我去了一个地下舞厅，真的是地下室，正门口挂着“春光舞厅”的牌子，沿着台阶往下走，里面空气很糟糕，廉价的腈纶地毯显得非常肮脏。我们钻进去，舞厅像防空洞一样，少许灯光照着舞池中央，围着舞池是一排排的火车座，里面有一些人影在晃动。我以为呆波是来这里找人打手枪的，但是他告诉我，他真正的目的是来服务于那些中年阿姨，她们正如饥似渴地等待着他的手指。呆波问我想不想试试看，我摇头拒绝，实际上是心惊胆寒。呆波说：“那你就在这里等着，别乱跑，别去角落里，地上很滑当心摔死你。”

他走进暗处，这个头发梳得光溜溜的家伙，穿着皮鞋，仿佛用直觉就能分辨出地上哪儿有精液，拐着弯消失在一片混沌中。我呆呆地站着，过了一会儿走过来一个清洁工大妈，若无其事地举着黏糊糊的拖把，对我说：“去吧，拖干净了，里面好多人呢。”她丝毫没有注意到我是个歪头。

我背着书包走出春光舞厅，到了外面猛力呼吸着既没有尼古丁也没有荷尔蒙的空气，让自己缓过来。我坐在一个消防栓上，给自己点了根烟，看看风景。这一带很破败，街上没什么人，对面的楼房贴着长方形的外墙砖，像秋天的树叶一样凋零坠落。横着看过去，洗头店，烟杂店，包子铺，游戏房，还有一家柯达冲印店。然后我看到一个敞开了门面的台球房，有个女孩正在孤独地打球。

我捏着香烟走过去，她十分专注，只是在伏下身子的一瞬间从长发的间隙中瞄了我一眼，一秒钟后出手，一个黑球落袋。她球打得很好，但出于色盲的缘故，从来只打最简单的。

这是我在九十年代第一次看到她，也可能不是，有时我感觉到她骑着自行车一闪而过，有时我会认为街对面那个靠在行道树上发呆的姑娘就是她。那种触电似的幻觉，仿佛她总是在我身边。

我看着她，稍稍有点疏远。她直起身子，似笑非笑地问我：“在哪儿混呢？”

“化工技校。”

“看你从春光舞厅里出来了。”

“我就是进去看看，什么都没干。”

“那可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知道。”

她弯下腰继续打球，打完了又给自己开了一局。她问我：“要不要一起玩？”

我说我不会，时隔数年，我还是扭不过我的脖子，学不会任何一种球技。她仿佛才想起我们以前的事情，说：“给我看看你的脖子，是不是更歪了。”我笑笑，挺起胸膛，这可能是我仅有的心甘情愿挺起胸膛的时刻，它简直像黄金一样稀少，我享受着永恒的时间中绝不停歇的时针与分针的旋转而秒针却悄然停下的瞬间。她说：“好像比以前好很多了。”

我问她：“你现在在哪里念书？”

“不念书了。”她说，“被二十二中劝退了。”

“就一个人玩，你以前那些朋友呢？”

“闹翻了，不往来了。”她说，“一个人打台球挺好的，你来了我才觉得无聊，跟我学台球吧，我们可以去赢点钱。”

“你爸爸呢？”

“放出来了，干老本行，赌钱。”她开始数落我，“又抽烟啊，胡子也刮了，好像还长高了些。”

我说：“你越来越漂亮了。”

她笑笑。她喜欢我赞美她，就像我喜欢听她说脑袋是不是更歪了。我坐在凳子上看她一个人玩，她闲闲地问：“在学校里混得怎么样，给人欺负了吧？”

我说：“还好，我实习了。”

“很快就能挣钱了。”

“是的。”

她绕着桌子走，仍不时瞟我一眼，带着笑。我很怕从她眼中看到那种厌烦的神色，但是没有，她一直笑吟吟的。这让我觉得她已经原谅了我，或是原谅了自己，要知道当初她几乎是把我和方小兵踹走的。

后来呆波从春光舞厅里爬了出来，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跟着他一起出来的还有一个面色潮红的丑阿姨。两个人在街口分手，呆波看见我在台球房，就跑了过来。

呆波说：“哎，你在打台球。”

“看她打。”我说，“我的小学同学。”

呆波对她没有兴趣，呆波刚刚爽过，处于他最呆的时候。他要了我一根烟，坐在边上一起看她打台球，看了一会儿说：“打得不错。”

她说：“要不要来一盘？带花的。”

呆波说：“想赌钱吗？”

“赌多少？”

“十块一盘。”

她摇头说：“三十。”

呆波点头同意，拿了球杆过来，两个人说好打最简单的，十五个球谁先打进八个就算赢。呆波也会打台球的，虽然比不上他的舞技，但像他这种人总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次他吃亏了，她一点没给他留面子，甚至连钓鱼式的故意输球都懒得做，干净利落地赢下了三盘，还是那种笑吟吟的样子，眉宇间稍有一点刻毒。呆波傻站在一边，看看我，又看看她，说：“你们他妈的故意的。”我说：“什么都别说了，还来吗？”呆波说：“不来了，没钱了。”我说：“你可别赖账，传出去没法做人的。”呆波说：“今天我状态不太好，情场得意赌场失意，他妈的居然上了你们的当。”这句话惹得我笑了起来。她嫌恶地撇嘴说：“又不是我逼你赌的，有什么不服气的。”呆波说：“过两天再比划比划。”掏出一张一百的，我倒找给他十元，他自认倒霉走了。

我们看着那张一百，其中还有我的十元。她说：“我请你去吃饭。”

我说：“喂，和我在一起，你难道没有感到不甘心吗？”

她说：“我看见钱，心里就甜甜的。”

那以后我可以找到她了，我们总是约好时间见面，总是某个台球房。有几次我爽约了，被学校留下来背诵文件，赶到台球房去一看她已经走了，但她总会留下一张纸条，说好什么时候她还会再来。台球房并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有些人会来招惹她，她总是能巧妙地让人下场打球，赢到一点钱就溜。

我们出城向西，风很大，远处的晚霞像是一炉快要熄灭的炭火。沿途尽是下班的人，有一些从城里往城外，有些相反。这座桥在下班时显得拥挤，但它上方的天空仍然开阔，秋天时甚至能看到候鸟，大雁或是鹳，在极高的地方，似乎是沿着河流向南而去。

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新村，经过了城外的寺庙，人渐渐少了，树多了起来。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看着山，随着我们靠近，它缓慢地升起，挡住了晚霞，于是薄暮忽然降临。山使我失去了参照物，待到快要靠近山脚时，她带着我顺公路转了个弯，向一座小镇骑去。

那地方只剩下公路了，十分荒凉。我说：“我可能会去一个婚纱店上班。”

“挺好啊。”她说，“卖婚纱你行吗？”

“我不站柜台，帮工做做运货理货，学点生意。”我说。

这份工是林雪凤介绍给我的，我去过三天，是无报酬的实习，老板觉得我很勤快，答应给我这份差事。看起来像是混口饭吃，但林雪凤私下里告诉我，婚纱将是未来几年最挣钱的行业。红事白事永远都是挣钱的。几十块钱的婚纱放店里翻三倍到十倍的价钱卖出去，那种纱在我看来根本就不是人穿的，只有在结婚的时候女人才能忍受这个。

“他们也招女营业员的，你想不想试试看？”我问。

“多少钱一个月？”

“我是一百五，你想做营业员我可以帮你问问，听说还有提成。知道什么叫提成吗？在你手里卖掉一件，你就可以拿一份钱，多劳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