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悲观者无处可去（2 / 2）

经他的提醒，我想起高考已经结束了，所有的课本和复习资料都被我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了，就改口说：“到同学家看电视去了。”我之所以撒谎，纯粹习惯使然。我们家虽然是工人家庭，规矩比他妈的贵族还大，禁止抽烟，禁止去游戏房，禁止早恋，禁止逃课，禁止打桌球，禁止看课外书，禁止在马路上游荡。受禁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爸爸知道我最爱玩游戏机，经常会到附近游戏房去查岗，游戏房的老板是我哥们，见我爸爸遥遥地过来，就打一个唿哨，“小路，你爸来了。”我扔下游戏机就往后门逃。我的自行车总是停在后门，骑上车子回到家，迅速摊开书本假装复习功课。这些内幕我爸都不知道。

那天我爸爸没跟我废话，他从人造革的皮包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有几排表格。我爸爸说：“把这个填好。”

这是一张工厂招工报名表，我按项目填好之后，他从抽屉里找出我的毕业照，粘了一点米饭，贴在了右上角。我问他：“爸爸，这是哪里的招工表啊?”

我爸爸说：“糖精厂。”

“你不是农药厂的吗?怎么把我送糖精厂去了?”

我爸爸摇了摇头。这事情说来话长，当年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堂哥也是通过我爸的关系，到农药厂去做一个学徒工。不幸我的堂哥最后成了个黑社会，把车间主任暴打一顿之后扬长而去，被打伤的车间主任跑到我家来评理，他头缠纱布，左臂打着石膏，耳朵上还有被咬伤的痕迹。我爸爸对他的惨状无动于衷，我爸爸当时说：“做车间主任就是这样，怎么可能不挨打呢?”车问主任哭着对我爸爸说：“路大全，将来你儿子要是进了农药厂，我就派他去掏大粪。”我爸爸是工程师，和他平级，当然不怕他威胁。但是，这个车间主任后来晋升为副厂长，专管人事和纪律。我爸爸说，要是我去农药厂上班，最终结果，很可能真的去掏大粪，就算我乐意，我爸爸也丢不起这个人。

总之，我堂哥和我爸爸合谋断绝了我的农药厂之路。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和自己爸爸做同事是一场灾难。

我讨厌农药厂，因为它经常爆炸，还放出二氧化硫气体。如果你不想闻那种臭鸡蛋的味道，就只能期盼着它爆炸，然后停产。如果你不想挨炸，就必须永远忍受臭鸡蛋的味道。这他妈的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它代表着人生的终极悲哀。

后来我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不是农药厂，而是糖精厂，糖精是一种挺可爱的东西，小时候做爆米花都得加点糖精。农药就不那么可爱了，吃下去会死掉，偷回家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问我爸爸：“糖精就是爆米花吧?”

我爸爸说，放屁，糖精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用专业名词来说，叫做食品添加剂，除了爆米花之外，还能掺进蛋糕、糖果、冰激凌里面去，用途非常广泛。糖精厂的效益很好，如果只是做爆米花，怕是早就饿死一半工人了。后来他又说：“你知道这些没什么用，你又不是搞产品开发的，老老实实做学徒吧。”我听了觉得很沮丧，并不是因为做学徒，而是因为糖精，做一个生产糖精的工人真是太不浪漫了，一点没有神秘感，对女孩子更是缺乏吸引力。我以前跟着堂哥出去，看那拨小青年泡妞，男的一捋袖子，露出胳膊上的刺青，说自己是跑码头的，非常威风。我呢?难道我的未来就是对女孩子说“我是造糖精的”?

我对我爸爸说：“我不想去糖精厂。没劲。”

“那你想干什么?”

“我还是想做营业员。”

“营业员很有劲?”

“也没劲。”

“瞧你那点出息。”

我爸爸让我脑子放清楚点，工厂不是劳教所，招人也是要看成绩的。照我的成绩，无论做学徒还是做营业员都没可能，就这张破破烂烂的招工表，还是他用一条中华烟换来的。我爸爸还说，营业员一辈子都得站着上班，工人干活干累了可以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蹲着，或者躺着，这就是工人的优越性。

其实我爸爸没明白我的意思。营业员虽然没劲，但还能站在柜台后面张望，那些形形色色的顾客，总比每天对着一堆机器强。我从小有个毛病，爱斜着眼睛看人，这很有快感，如果是斜着眼睛看机器就会像个十三点。

当时我姑妈在人民商场做会计，确实曾想把我安插进去，结果人民商场传来消息：这两年商品多得卖不出去，顾客除了消费以外，还想看看美女，所以那一年人民商场招的毕业生全是美女。我高中毕业之后的第一个理想破灭了，这个理想是去做营业员。顾客就是上帝，上帝要看美女，我也没办法。

九二年的时候，我因为想读那个免费的化工职大，最终到糖精厂去做学徒。当时，我的高中同学们已经散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有的是去肥皂厂.有的是去火柴厂，有的是去百货店。五花八门，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工作全都属于体力劳动，消耗的不是脑细胞，而是卡路里。

进厂之前，我爸爸向我详细介绍了化工厂的丁种问题。

他说，别以为进厂做学徒的待遇是一样的，化工厂最重要的是分配到一个好工种，这得托人，送香烟，送礼券。我问他什么是好工种。他说，在化工厂里，生产车间的c^ao作工就是坏工种。这些人必须倒二三班，早班中班夜班，像一个生物钟完全颠倒的神经病一样过日子。这是坏工种，当然还有更坏的，比如搬运工和清洁工，但我既然有一张高中文凭，国家就不至于这么浪费人才，让我去搬砖头刷厕所。

与此相对的是好工种，比如维修电工、维修钳工、维修管工、厂警、值班电工、泵房管理员之类。这些人，通常都是上白班的，平时或搞维修，或搞巡逻，或坐在那里发呆，没有产量指标，没有严格的交接班，这就是工人之中的贵族。

我爸爸说，一个好工种很重要。比如钳工吧，平时除了修修厂里的水泵，下班还能在街口摆个自行车摊，替人修车打气，把一天的饭钱挣回来；再比如电t和管工，可以顺便做做装修，时不时赚点外快。这些都是技术工种，简称技工。

我爸爸分析说，万一去不了化丁职大，做个技工也不错啊，一个八级钳工的待遇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或者是副教授。

我问他：“怎么样才能成为八级钳工?”

他说：“至少得干三十年吧，什么机器都会修，还要懂英语。”

我说：“爸爸，还是换一个吧，做电_丁呢?八级电工?”

我爸爸想了想说：“我还从来没见过八级电工。”

我听了这话，就再也不想跟他讨论什么工种问题了。

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记不得是哪一天了，台风裹挟着稀疏的雨点经过戴城，被打落的梧桐树叶软塌塌的贴在路面上。我骑了半个小时的自行车，绕过城东的公路，拐进一条沿河的石子路，来到糖精厂。街上阒无人迹，全世界像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赶路，风声窜进我耳中，然后听见轰轰的巨啸，把风声盖过了，那是糖精厂的锅炉房在放蒸汽。我看见两扇铁丝编成的大门，旁边还有一扇小门供自行车出入。水泥柱子上挂着一块惨白的木板，上有一串宋体字：戴城糖精厂。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时候是懵头懵脑的。通常来说。越重要的时刻越容易犯傻，日后回想起来，就有一种做梦一样的感觉。

九二年的时候，我懵头懵脑站在厂门口，恍如梦中，那个如今已死掉的门房盯着我看。我辞职之前，他得了肺癌，在厂门口咳出了一摊血，被送到医院之后就再也没回来。九二年的时候他还健在，他叼着香烟问我：“学生意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学生意”，他告诉我，工人就是“做生意的”，学徒就是“学生意的”。我问：“你怎么知道我学生意?”门房说，他站了三十年的岗，要是这点眼力都没有，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当时想，你一个看了三十年大门的糟老头，可不就是白活了吗?

我问门房老头，哪里是劳资科，我得去劳资科报到。老头指着一幢办公楼，那楼正对着厂门，前面有个花坛，种着一棵半死的雪松，枝桠毕露，好像吃了一半的红烧鱼。老头说，三楼就是。

我把自行车停在车库，走上三楼，楼道里非常暗，贴着些标语。劳资科静悄悄的，只有一个女科员坐在那里。她见我在门口探头探脑，就说：“你是学徒t吧?进来填资料。”我走进去，发现她是一个噘着嘴的小姑娘。长得还算端正，尖尖的鼻子，淡淡的眼眉.但不知为何一直要噘嘴，后来发现她天生长成这样，这就比较可爱了。小噘嘴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我叫路小路，马路的路，大小的小。”小噘嘴在一摞报名表里把我找了出来，说：“耶?你这个名字好玩的，路小路。”我说：“你就叫我小路吧。”

等我填好了一份正式报名表，小噘嘴严肃地说：“路小路，去隔壁会议室做安全培训。”

我说：“安全培训是什么东西?”

小噘嘴说：“就是给你上安全教育课。在化工厂上班，安全最重要。懂不懂?”

我说：“懂了。”

会议室里已经坐着十来个人，后来又陆续进来了几个人，都是学徒。我在这群人里居然发现了一个高中同学，是我们的化学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进化工厂，似乎天经地义。我还没来得及嘲笑他，门口走进来一个中年男人，头发乱成鸡窝状，戴着一副瓶底眼镜，自称是安全科的干部。

关于安全教育没什么可多说的。我进厂之前，我爸爸给我做了些简单的安全教育，比如生产区禁止吸烟，不要随便在管道下面走，听见爆炸声就撒腿狂奔，遇到触电的人不能用手去拉他(得用木棍打)。他最拿手的就是让我顶风跑，唠叨了上百遍，农药厂爆炸那次还实战演习了一回。

安全科干部讲的知识，和我爸爸差不多，尽是些条例，这个不许那个不许，我听得昏昏欲睡。后来他说，要带我们去参观一下安全教育展览室。我跟着十几个学徒工稀里哗啦站起来，一起走到四楼，进了一间黑漆漆的房间，他把电灯开关一拉，眼前的场面让我睡意顿消，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听他讲话。

这个房间里贴着各种各样的事故照片，呈碎片状或半熟状的人体，有烧死的，有摔死的，有电死的，还有被割掉一半的手，剥了皮的腿，被硫酸浇得像红烧肉丸子一样的脸。这不像是安全教育，倒像是个酷刑博览会。更有趣的是，其中一张照片上什么都没有。我问安全科干部：“这是怎么回事?”

他严肃地说：“这是被炸死的人。”

“人呢?”

“炸没了。”

我看着这张照片，想不出它有什么教育意义，由于画面上只有一堆废砖乱瓦，因此也不具备任何想象的可能。

安全科干部看了看我，说：“你好像很喜欢看这个?”

我说：“还好。像那个什么，抽象画。”

安全科干部也端着胳膊和我一起欣赏那张照片。后来他居然问我：“你觉得哪种死法比较好?”我一惊，变成了个结巴，话也说不上来。他说，被炸死是很幸福的，被炸死的人，轰的一声就没了，不会感到痛苦。碎片是没有痛苦可言的。被电死的人就很倒霉，尤其是380伏工业用电，人触电的时候大脑是很清醒的，只是甩不掉那电线，这时候就会知道自己要死了，然后真的就慢慢地死了。电流会使人体处于一种神经抽搐的状态，尸体摆出各种造型，甚至像杂技演员一样反弓起身体，脑袋可以从裤裆里伸出来。对于一个即将要死的人，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了。还有被轧掉手的人，那种疼痛会永远留在大脑深处，每次看到自己的残手，就会起鸡皮疙瘩。还有被硫酸浇在脸上的人，那种痛苦，叫做生不如死。

我听了这些，身上也起了一层寒栗，但他又安慰我说：“其实，只要按规章制度c^ao作，就不会出什么事故。出事故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违章c^ao作。”我们一直听到这里，才算听到了一点教育意义。但他后来又说：“不过也难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有些人违章c^ao作，自己没死，倒把别人给炸死了。”

这次安全教育对我意义重大，后来我去做学徒工，师傅说我缩手缩脚，一副怕累怕死的腔调。我把这个展厅的故事对师傅们说了，师傅们嘲笑我说，理他干什么，那安全科的家伙是个变态，绰号叫“倒b”。我问他们什么是“倒b”，他们说，倒b就是很混蛋很没出息的意思，要是我也这么混下去。就会赢得“小倒b”的绰号。我听了，只能强迫自己把展厅的事情忘记掉，可是偏又忘不掉，此事成为我严重的心理阴影，直到我看见真的死人、真的断手断脚，才渐渐变得像师傅们一样无畏。

我当时还问倒b，展览室里的照片是从哪里搞来的。他说，不知道是哪个上级部门编的，派发到各个工矿企业，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倒b无疑很会用成语，而且都是八个字的成语)。我不想当“前事”，成为一张扁平的照片，被挂在一个昏暗的展览室里供学徒工参观。我问倒b：“这玩意有肖像权吗?”

倒b说：“我是管安全教育的，不是管法制教育的。”

倒b后来宽我的心，和我说起了概率。他说：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本厂开工以来，生产事故比美国企业还少，只有两个电工出过人命，而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些没有专业技能的普高毕业生，是没资格去做电工的，只能做做c^ao作工，c^ao作工不会被电死，通常都是被炸死，目前厂里还没有一个人被炸死过，只有被炸掉一个耳朵的，这说明c^ao作工的死亡概率相当低。

倒b说，本厂的工人，在马路上被汽车撞死的有三个，生癌死掉的有一百多个，照这个概率，化工厂的危险性还不如交通事故呢，更比不上癌症发病率，即使不到这里来上班，也可能被撞死，或生癌。

他说完就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你知道什么是概率吗?”我说：“知道。就是做除法。”倒b说：“没错，你要学会做分母，别去做那个分子，就可以了。”

安全教育就这么结束了，倒b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证书模样的东西，上面敲着一个蓝色的图章。我不知道此物有何用，是不是有了这个，就能杜绝事故发生，好像以前的红宝书一样。倒b说，不是的，这张证书代表我们都受过安全教育了，将来出了事故，死了或残了，就算我们咎由自取，与倒b本人没有任何关系了。他把证书发到我们手里，诡笑一通，很开心地消失了。

倒b消失之后，小噘嘴告诉我们：明天早上八点钟准时来劳资科报到，给我们分配t种。之后就放我们回家了。我离开化工厂的时候，还没到下班时间，外面的台风依旧猛烈，雨却停了。我那个高中的化学课代表走出厂门，忽然对我说：“路小路，我想我还是去做营业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