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霜重色愈浓(2)（1 / 2）

他在一个小土丘上坐下来，摘下帽午，任带着凉意的秋风吹拂起他的长发。田野上大秋作物已经收割了，一望无际的玉米茬、高粱茬和休耕地上茂密的萎黄的野草，如同大地茸茸的汗毛，在朝阳下泛着金色的光泽；已经秋翻过的土地好似袒露在外的褐色的皮肤。大地象是有生命的、能思想而且能给予人思想的实体，通过阵阵微风向他絮絮低语。这里每一条土路、每一块田地、每一株已经长得高大挺拔的树都能唤起他的回忆。它们象舞台上的布景，构成他当时在这里生活和劳动的场面。在那条土路上，在那三年困难的时期，午夜刚过，他就夹杂在一群人中间顺着它向黑锄黝的田野出发，长长的队伍如同幽灵一样慢腾腾地向前挪动，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声息，只有用白菜叶、毛豆叶制成的卷烟在暗夜中一闪一闪地发着饥饿的光，在这一片地里和那一个打谷场上，人们当时还在用汉墓砖刻和敦煌壁画上所描绘过的那种方式割谷扬场对祖国的困难，对祖国的灾难，他何尝不想勇敢地去分担一分，和全国人民一道扭转被动的局面？但在极左思潮看来，任何人都不能信任，越是在危急时刻越是要加强“专政”，这样，他就只能作为一个单纯的受害者和生活的旁观者，把宝贵的生命消耗在沉重的原始的劳动之中然而，他的回忆也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正是在这里，他用汗水完成了把自己变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洗礼。体力劳动，不管人愿意或不愿意，日久天长就会把你潜移默化，使你获得一种新的习惯、一种新的情感、一种新的观念。尽管周原过去的知识基础很渊博，但仍然是飘渺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只是在这里，他的知识才第一次附着于坚实的形与器之上；在这里，辩怔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生活鲜明地展示了出来，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人们对物质与经济生活的蔑视，迫使人们要从现实出发来思考世界，来检验知识的可靠性。如果不是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动乱，周原是可以在改变了的生活和观念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但在那种极左思潮不可遏制地发展成一条极左路线以后，他真正地坠了思想的黑暗之中。蒙昧主义可以使无知的人永远处于知识的原始状态，却不能把一个已经接受过人类文明的人再拉回野蛮时代如果他在**上没有被消灭，神经器官就会被精神的饥渴折磨得萎缩、扭曲和退化。于是，他的精神再也生产不出一点产品了，只能在怀疑与恐惧之间徘徊。

太阳渐渐升高了，大地腾起暧烘烘的泥土香味，轻霜化成氤氲的烟霭蒸蒸而上，前面的小树林和房屋在袅袅的水里仿佛是在湖水中晃动的影子。这是多么熟悉的景色啊！周原曾经在这里放过牲。在把牲赶到这片收割过的田野上来以后，他祖曾象现在这样在小土丘上一坐。那时，在看到青草的颜色和薄霜一起在阳光下消融，片片黄叶无声无息地颓然而落的时候，他是怎样想的呢？他不是曾为生命被时计和分针剪成了一段段零落的废品而痛惜过吗？他不是曾向往过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作为人民的一分子对祖国有所贡献吗？那时，他有理想，有抱负。尽管这些都处于压抑之下。而现在，党中央把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机会给了他的时候，他怎能踟蹰不前呢？他知道，现在面临的不是什么教材改革的问题，不是什么孔子孟子的问题，而是一个后半生的人生态度的问题。如果在这刚起步的时候他就退缩下来，那末今后永远也不会再前进一歩了；如果现在还继续在怀疑与恐惧中徘徊，那末整个一生将会是一个可怕的空白。

天上开始出现羽毛似的卷云，象是一阵强劲的秋风在空中的步履；地面上，在田野的尽头，一阵雾似的黄沙弥搜住远方的群山。周原从小土丘上站起来，用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在这里，他重温了二十年的悲欢，最后肯定了：个人的命运不是“那个人”、这个人所能左右的它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他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与祖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线是完全吻合的。过去和现在都不能把这二者分离，今后也永远分离不开，如果社会主义祖国再次遭难。那末现在的退缩和畏惧也救不了自己。

中午，周原在郊区的一个食堂里匆匆吃完午饭，两点钟赶到学校。

这所学校是本省一所历史最悠久的重点中学，现在还保留着创办时期由文庙改建的校舍。虽然它的两旁已经建起了两幢四层楼如现代化建筑，但它夹在它们中间却一点不显得寒伧，反而透出一种典雅气派。二十一年前，周原就在这座文庙里教书。在这斗拱结构的大教室里讲课，即使是现代科学的尖端也仿佛回荡着古老的回音。周原很喜欢这个学校，他的《学宫书简》中的“学宫”，指的就是这所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

现在，教室都已搬到两边的楼房中去了，古老的建筑里是教研室、办公室和图书馆。在现代化建筑和文庙之间，新栽种了两行修剪得很整齐的冬青。在文庙前面是一个很大的花坛，这倒是原来就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花坛里所有的植物都被连根拔掉了。最近移栽的几株苹果树和夹竹桃还没有恢复元气；一些说不出名目的花卉，也只有寸把高，寥落地围在四周。在周原和文玉奇恋爱的时候，这个花坛是他们见面的地点，一打下课铃，两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从这里出发，去度一个甜蜜的中午或夜晚。“众星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直到现在，他每经过这里，还会不自觉地朝玉奇原来站立的那个地方张望一下，心头同时泛起一股欢愉的回味。今天中午，他仍是习惯地透过稀疏的树木向那个地方瞟了一眼。然而，今天和往日不同，正在那个地方，好象是有一个人在专门候他似的。不过这是一个男人，背略微有点佝倭。他认不清是谁，快步向那个人走去。

到他们相距五、六步的时候，他才猛然认清：这个人正是文玉奇所说的“那个人”、“他”——阚星文！

阚星文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这种微笑很不自然，看不出表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周原的面孔和上肢的肌肉也牵动起来，同样很难确定应该表现一种什么姿态，是应该伸出手去呢？还是含糊过去呢？

这两个人身高、肩宽、年龄都相同，都有一个圆圆的硕大的头颅和一副聪明的面貌；尽管两个头颅上的黑发中已夹杂着银丝，眉宇之间却都仍然透出勃勃的英气。不同的是周原长的是一对马来人型的大眼睛，开朗而热情；阚星文长的是一对蒙古人型的细长眼睛，沉静而有毅力。这两个二十一年没有见面的密友和敌人就这样默默地、然而又是气概轩昂地对视着，好象谁也不愿意首先饶恕对方，在周原的眼神里，更有一股挑战的意味。

最后，还是阚星文打破了僵局，他淡淡地一笑，把视线移向花坛中的一株树上，说道：“我早听说你要回来了。我回了一趟北京，昨天才回来，没有能欢迎你。”

这话不知是真诚的，抑或是讽剌，周原一时还品不出味道，只好随问了一句：“家里都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