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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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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丁乙给两个妇科医生打电话,预约见面时间。

dr.z(z医生)在两个医院上班,忙得很,很难逮住,电话只能打到前台。她只好让前台给她约个最早的时间,结果最早也得等到下周。

dr.king(king医生)好一点,只在一个医院上班,又是fellow(研究员),清闲多了,约到了两天后。

她好不容易捱到了跟dr.king见面的那天,提前半小时就跑了过去,但结果让她很失望。

关于化验报告,dr.king的说法跟韩国人一模一样,还没韩国人说的好懂,满口名词术语,也不解释,也不画图,如果不是韩国人在前面给她扫过盲,而她自己这几天又挂在网上查相关资料,她可能都听不懂dr.king在说什么。

她最关心的是hpv(人乳头瘤病毒)的来源,便急切地把自己想到的那些原因一条一条提出来问,但都被dr.king否决了: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很难存活,通过物体传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她急了:“但是我——只有过一个性伴侣啊!”

“只需要一个性伴侣就可以传染上。”

“即便是这一个性伴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并不多——”她也顾不得怕丑了,把自己的性史详细描绘了一番。

但dr.king只一句话:“这个只需要一次性活动就可以染上。”

“那你的意思这只能是我丈夫传给我的了?”

dr.king耸耸肩,不置可否。

她愤怒地说:“i’mgoingtokillhim!(我要把他杀了!)”

她以为这样说了,dr.king一定会说“先别杀,也不一定是你丈夫传给你的”,但dr.king什么也没说。

她绝望了,不再指望dr.king能证实丈夫的清白。

dr.king没跟她约下次见面时间,建议她仍然找dr.z诊治。她没反对,因为她对dr.king的感觉不好,又考虑到dr.king跟韩国人的关系,她觉得还是找dr.z比较好。

后面几天更难捱,每天都度日如年,写论文也没心思,找工作也没心思,唯一不敢怠慢的就是照顾女儿,虽然心急如焚,也要在女儿面前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

至于丈夫,从那天他摔电话开始,两个人就没再讲话,每天晚上都是她睡着了他才回来,早上她去送孩子,他就溜掉了。周末也不例外,她和孩子还没起床,就听到他开车库关车库的声音,然后就是一天不见人影,直到半夜三更才回家。

她知道他在躲她,她也不想跟他碰面,因为她现在还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是他搞回来的,也没确凿的证据证明hpv不是他搞回来的,两人碰面肯定会吵起来,但又吵不出结果,不如不碰面。

他们之间的唯一交流,就是他还在吃她做的饭,而她还在用他挣的钱。

到了跟dr.z见面的时间,她仍然是早早地就去了,明知去早了也没什么用,但不去也是坐立不安,还不如去医院坐着等,心里反而安定一些。

终于听到护士在点她的名,她走进dr.z的诊室,一开始照例是量身高、体重、血压、体温之类,结果发现她比上次轻了整整八磅,连为她量体重的胖护士都为之惊讶:“哇,不到一个月,减了八磅,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苦笑着说:“没什么诀窍,就是着急。”

量完身高体重之后,又等了一会,才见到dr.z。

dr.z对她病情的分析跟那两个fellow(研究员)一模一样,而她这几天成天在网上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中文的英文的相关文章囫囵吞枣读了不少,自我感觉已经速成了一个宫颈癌学位,几乎到了dr.z还在说上文,她就已经知道下文的地步,而且是双语的。

她问:“我还请圣玛丽医院的dr.king给我做了检查,但她那边的化验结果是cin-ii,你这边是cin-iii,为什么会不一样?”

dr.z好像没因为她找别的医生而生气,很耐心地解释说:“是这样的,现在的病理化验报告采取的是新的划分法,以前的cin二级、cin三级和宫颈原位癌都划在hsil(high-gradesquamousintraepitheliallesion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里。有的医生觉得这种划分法很笼统,或者出于习惯,写病历的时候会用dyssia(非典型增生)或cin(宫颈上皮内瘤变)这样的术语。”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cin三级就是‘宫颈原位癌’了,那么我到底是二级还是三级呢?”

“这个区别没多大意义,都属于hsil,都是一样的治疗方法。”

她从网上看到的解说跟dr.z一样,她只是用这个方法考察一下dr.z水平如何,既然dr.z通过了她的考核,她也就不再纠缠“二级”“三级”的问题,转而探讨hpv:“有没有可能是从别的渠道感染的?比如使用了公用洗衣机啊,坐了公共厕所的马桶啊,这之类的?”

dr.z摇摇头:“基本不可能,hpv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很短,只能是性传染,不一定是性交,但至少要有性器官的接触。”

“但是我在网上看到说hpv也可以通过接触污染物而感染。”

dr.z耸耸肩,没置可否。

她又不厌其烦地把“中国神器”“外国神器”的事讲了一遍,然后满怀希望的问:“会不会是从那上面传染来的?”

dr.z还是那个答案:“不可能,因为这种病毒在体外只能存活很短时间。”

她把自己想到的原因都说了一遍,但全部被dr.z否定了。

dr.z安慰说:“不用紧张,很多人都感染过hpv的,大多数人都没事,即使发展成dyssia(非典型增生),也没什么,做个conebiopsy(宫颈锥形切片)就好了。”

她觉得dr.z不能理解她的心情,可能美国根本没有像她这样一生只有过一个性伴侣的人,所以没谁会斤斤计较于“hpv是哪里来的”这个问题,这点她能理解,如果她也有过几个性伴侣,哪怕只有两个,她也不会纠缠于这个问题,因为她无法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传给她的,纠缠了又有什么用呢?

问题是她只有一个性伴侣,这事就变得很重要了,她必须弄明白丈夫到底出过轨没有,不然她没法跟丈夫过下去。

她把这个意思对dr.z说了,dr.z貌似能够理解,很坦率地说没遇到过追查hpv来源的人,自己也没做这方面的研究。

她又想起一事:“我丈夫以前有过一个女朋友,他们有过性关系,会不会是他的女朋友传给他的呢?”

“有可能。”

一旦从“神器”等外在因素回到丈夫身上,她马上想起丈夫还回过国的,不由得咬牙切齿地说:“他前段时间回了一趟国的,去看他父亲,我听说现在中国很多的性工作者,不知道他是不是从那里搞来的hpv——”

“有可能。”

她打内心痛恨起dr.z来,这人怎么这么没原则?刚开始是什么都不可能,现在又成了什么都有可能,那么到底是可能还是不可能?

她没再追问,知道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因为dr.z也不可能确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妇科医生,dr.z关心的是如何诊断,如何治疗。至于病人到底是从哪里感染上hpv的,离婚不离婚,杀人不杀人,与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许这事应该去问流行病学家,但即便是流行病学家,也不可能明确指出某一个病人的hpv是怎么来的,他们顶多能说出hpv有哪些传播渠道,大多数人的hpv是怎么传染上的,但具体到她丁乙,他们也只能耸肩。

她认命了,不再纠缠于hpv的来源问题,只问了leep(宫颈环切术)和cone(宫颈锥切术)的区别,决定就做cone。全麻就全麻吧,麻翻了更好,免得知道疼。万一麻翻过去再也醒不来了,那也只能说是命啊,就让她一劳永逸地去了吧。

dr.z给她讲了一下手术的基本步骤,还是边画示意图边讲解,最后说:“切下来的部分,会送去化验,化验结果有三种可能:

1)正常,什么事都没有,抹片检查不准确,但以后也要定期做papsmear(宫颈抹片),因为你有hpv;

2)是dyssia,那么做了cone,就等于切除了病灶,以后也是定期做宫颈抹片检查,连做几次没问题的话,可以减少检查次数。

3)是宫颈癌,那就需要一锅端,切除宫颈、子宫和卵巢。

dr.z说最大的可能是dyssia,但也不排除其他两种可能。

她的心又吊了起来,因为还可能是宫颈癌,这是她这几天自我排除了的,看来乐观得太早了。

听dr.z的口气,切除宫颈、子宫和卵巢就好像擤个鼻子那么简单,鼻子里有鼻涕了,捏住鼻子一擤,啪一下扔出去就行了。但那是她的宫颈、子宫和卵巢,她不可能像dr.z一样不当一回事。她担心地问:“我听说卵巢是分泌雌激素的,如果把卵巢切掉,那不就到了更年期了吗?”

dr.z轻描淡写地说:“反正卵巢总有一天会停止工作的。”

“但是我还不到四十啊!”

“早到更年期没坏处啊,更年期到得晚的,得乳腺癌卵巢癌的可能性大大增高,如果把卵巢子宫拿掉,就永远都不会得卵巢癌子宫癌了,得乳腺癌的几率也大大降低,有什么不好呢?”

她忿忿地想:你还不如把我五脏六肺全都切掉,那就什么癌都不会有了。

dr.z说cone只是个outpatientsurgery(门诊手术),真正的手术时间顶多半小时,前面准备工作需要一点时间,术后等待她从麻醉状态下醒来需要一点时间,前前后后大概三四个小时吧。手术时不需要人陪伴,但手术后需要有人开车送她回家,因为她打了麻药,不能开车,还需要有人陪伴她几小时,怕出现术后意外,所以她得先弄清楚,哪天有人开车接她陪伴她,就把手术定在哪天。

她只好给丈夫打电话,劈头盖脑地问:“你下个星期哪天有空?”

“什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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