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十分的酸和一分的甜(2)（2 / 2）

他为什么要找你合作？

他的资金不够，我们要先付钱买下那批翻新了的推土机，所以他要找人合作。我是记者，又曾经到国内采访，他觉得我可靠，我们过两天就会上去跟公路局的人见面。

你这个同学靠得住吗？

我们中学时很谈得来的，你以为我会被人骗倒吗？

当然不会，但你毕竟很多年没见过他——

我和他一起去见公路局的人，还有假的吗？

你为什么忽然会有做生意的念头？你从前不是不喜欢做生意的吗？

这是很有意义的生意。他拍拍我的头说，放心吧。

要投资多少？

不需要很多。他轻松地说，我看得出他投资了很多，为了不想我担心，故意装着很轻松。

我总是觉得他过份乐观。他这个人太善良了，根本不适合做生意。

良湄日渐复原过来，为免刺激她，我和文治决定暂时不把结婚的事告诉她，况且我们根本没打算大事庆祝。

那天，她心情比较好，我陪她到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午饭。

你还有见傅传孝吗？我问她。

偶然也有见面，别误会，我们现在是朋友，不是以前那一种，事实上，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我一直以为熊弼是个拒绝长大的男人，实际上，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在那个关头，仍然愿意最后一个离开。我怎么可能爱上其它人呢？最好的那个就在我身边。

我们总是过后才知道。我说。

饭后，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你要一块吧，我不敢要。良湄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剥成两瓣，取出签语。

写些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上写的是：

离别与重逢，是人生不停上演的戏，习惯了，也就不再悲怆。

离别了，不一定会重逢。良湄说。

我要跟谁离别，又跟谁重逢？

跟良湄分手之后，我到超级市场买酒，还有二十天就是三个月了，我要买一瓶酒留待拿结婚戒指的那天跟文治一起庆祝。

在那里，我见到杨弘念，我们离别了又重逢，原来签语上说的，就是他。许多年不见了，他沧桑了很多。这几年来，他也在洛杉矶和加拿大那边发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首先开腔。

他手上捧着几瓶白酒，说：回来一个多月了。

哦。什么时候改变口味的？那边有天国蜜桃。

我现在什么都喜欢尝试，近来爱上这个。

是这样——

听说你要结婚。

你怎么知道？我惊讶。

有人看到你去买结婚戒指。你忘了你现在是名女人吗？年轻、漂亮，是时装界的神话，很多人认得你。

是的，我快要结婚了。

是不是嫁给那个新闻播报员？

我点头，问他：你近来好吗？

怎可能跟你比较，你是如日中天。

没有你，也没有我。我由衷地说。

只有人记得周蜻蜓，怎会有人记得她是杨弘念的徒弟？他笑得很苦涩。

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你很幸运，我真妒忌你。

我很努力，你不是说过我会很好的吗？

我没想到你可以去到这个境界。他眼里充满了忌恨。

我从没想过他会妒忌我，妒忌得如此苦涩。他从前的高傲，彷佛一去不回。我曾经以为，他深深地爱着我，难道那一切都是假的吗？抑或，他对我的爱，从来也是出于妒意，因为想占有，因为想控制，所以自己首先失控。那个红玫瑰和夜莺的故事，不过是一个他自我催眠的故事。

再见。他说。

再见。我跟他说。

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天晚上，我幸福地睡在文治身边，紧握着他的手，那样我觉得很安全。文治却在床上辗转反侧。

有什么事吗？我问他。

没事。他说。

是不是那批推土机出了什么问题？

那批机器没问题。他说。

接着那几天，他总是愁眉深锁。

那天晚上，良湄走来找我。

文治不在吗？她问。

还没有回来，我刚好想找人陪我吃饭，你有空吗？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她凝重地说，关于文治的。

什么事？

外面有人说他卖一些不能用我推土机到国内，欺骗省政府的金钱。

谁说的？

是电视台新闻部的人传出来的。有记者上去采访别的新闻，公路局的干部告诉他，文治跟他的朋友把一些只有两成功能，完全不合规格的推土机卖给他们，那个干部认得文治是香港记者。听说他们已经扣起打算用来买推土机的钱。

到了晚上，文治回来。我问他：

推土机的生意是不是出了问题？

你听谁说的？

无论外面的人怎样说，我只会相信你。

那就不要问。

但是我关心你，外面有些传言——

是吗？你已经听到了。

我不相信你会欺骗别人。

他突然惨笑：是我被人欺骗了！怎么样？那些马来西亚的推土机根本不能用，他骗我说有原来的七成性能。明明已经用了五年，他骗我说只用了两年。

现在怎么办？

同行都知道我卖没用的推土机欺骗同胞——他沮丧地坐在椅子上。

你应该澄清一下。

有什么她澄清的？他伤心地说，我根本就是个笨蛋，我竟然笨到相信一个十多年没见的人，什么卖推土机帮助国家，我连这种骗术都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你太相信朋友。我安慰他。

不，那是因为我贪心！我想赚大钱。我想放手一搏，不想一辈子待在电视台里！我不想别人说我女朋友的名气比我大，赚钱比我多！我害怕失去你。我是不是很幼稚？他哽咽。

我走上前去，抱着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都快结婚了。

这是现实。他含泪说。

我替他抹去眼角的泪水：我们做的根本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我从来没有这样想。你知道我多么害怕失去你吗？

我轻轻抚摸他的脸、眼睛、鼻子和嘴唇，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永远也不会厌倦。

他紧紧地抱着我，我坐在他大腿上，轻轻用鼻子去揉他的脖子。罪魁祸首也许不是那个卖推土机的骗子，而是我。他本来是个出色而自信的人，因为爱我，却毁了自己。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滴在他的肩膊上。

对不起，我不能够跟你结婚。他说。

为什么？我愣住。

我们所走的路根本不一样——他难过地说。

不会的。我抱着他不肯放手。

你还记得幸福饼里的签语吗？是的，年少时候的梦想和憧憬，我已经忘了，我现在是个俗不可耐，充满自卑的男人。

不，你不是。

他拉开我的手，站起来说：

别这样。

我爱你。我不肯放手。

我也爱你。

那为什么要分开？我哭着问他。

因为用十分的酸来换一分的甜是不能天长地久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只是你不肯接受。没有了我，你会更精采、更成功。

没有了你，成功有什么意思？我不要成功！我们可以像从前一样，我们以前不是很开心的吗？我哀哀地说。

人也许能飞向未来，却不可能回到过去。你忘记了那句签语吗？幸福饼的签语是很灵验的。他凄然说。

我们那么艰苦才能够走在一起，不可能分开的，我不甘心！

对不起。

他收拾东西离开，临行前，深深地吻了我一下，说：祝你永远不要悲伤。

他走了，真的不再回来。

那年我在伦敦买给他的花仙子银相框，依然放在案头上。上面镶着一张我的照片、一张他的照片，还有那张我们儿时在公园里偶尔相遇的照片。

叶散的时候，你明白欢聚。

花谢的时候，你明白青春。

九七年三月，我们分手了。

十多天后，蒂芬妮珠宝店通知我，我们要的那一对结婚戒指已经送来了，随时可以去拿。

我独个儿去领回戒指。

要刻字吗？女售货员问我。

不用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戒指是为谁而买的吗？

我早就说过，三个月太久。

我把两枚戒指都戴在身上，我自己的那一枚，套在左手无名指上，他的那一枚，我用一条项链挂在脖子上。

我没有找他。他曾给我最好的爱，也因此，我不敢再要他为我而毁了自己。

他申请长驻北京工作，我只能偶尔在新闻里看到他。

不合理的联系汇率维持了十四年，依然没有改变，我们的爱情，却已经变了。

他不在，我孤身走遍世界，为了那所谓的成名奋斗。

九七年五月，暮色苍茫的夏天，我从纽约回来，跟良湄在中环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他步上救护车的时候还在微笑，下一刻却不再醒来，他这样突然地离开，我怎可以忘记他？十年后，二十年后，也不可能。我只能忘记他所有的缺点。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令爱永恒的，竟是别离。我说。

是的，唯一可以战胜光阴的，就是回忆。

末了，女侍应送来一盘幸福饼。

随便拿一块，看看你的运程。侍应殷勤地说。

我不敢要，你要吧。良湄说。

我随手拿了一块幸福饼，取出里面的签语纸。纸上写着：

人生便是从分离那一刻萌生希望。

六月份在香港的个人时装展上，我用数千颗玻璃珠做了一件晚装，穿在模特儿身上，成为该天的焦点。在璀璨灯光下的玻璃珠，像一颗颗晶莹的眼泪，这是一袭离别的衣裳。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一个新的时代降临，整天下着滂沱大雨，是我们相识的那场雨，我穿著那件柠檬黄色的雨衣，一个人走在时代广场外面。偌大的电视屏幕上，播出了离别之歌。

离别本来就是人类共通的无奈。我听到文治的声音说。

蓦然回首，他在电视屏幕上，人在北京。

他依然是那样沉实而敦厚，使人义无反顾地相信。

如果可以从头来过，我依然愿意用十分的酸来换那一分的甜。

只是，人能够飞向未来，却不能回到过去。

离别了我，他也许活得更好。我们努力活得灿烂，期望对方会知道。在未可预知的重逢里，我们为那一刻作好准备。

记者徐文治在北京的报导。他殷殷地说。

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彷佛听到他这样说。三月里的幸福饼，我们一起吃的第一块幸福饼，不是这样说的吗？

电视画面消去，我想留也留不住。

广场上，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看着国旗升降，他曾送给我十二颗藏着国旗的玻璃珠，祝愿我成功。如果成功的代价是失去了他，我不愿成功。

雨愈下愈大，我不舍得跟屏幕告别，然而，爱，是美在无法拥有。

走着的时候，脖子上的结婚戒指叮叮作响。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

离开广场，我一个人，走到那家印度餐厅，等待那一盘幸福饼。

随便抽一块，占卜你的运程。女侍应微笑说。

我拿起一块幸福饼，只是，这一次，我不敢再看里面的签语。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