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相册（2 / 2）

“偷完了就不太害怕了。”

男孩捧着球鞋说：“你小心点，你上次偷牛奶已经被抓住了。”

姐姐说：“你自己小心点吧，到处都有抢白球鞋的人。”

配了新鞋，走到学校去觉得很有面子。罗佳说：“这鞋不是你的。”

“你怎么知道？”

“半新不旧的，肯定是借来的。”

男孩松了口气。

罗佳说：“旧的好，新的穿在你脚上不用多久就被人抢走了。”

她们都是有洞见的，仿佛早已知道了世界施之于男孩身上的会是什么，反正八九不离十。没熬到放学，男孩就在厕所里遇到了康健，他身边有着一群跟班。鞋子很快就被扒下来，太小，这群大孩子没法穿，一只扔在男厕所，一只扔在女厕所。男孩也不要了，索性光脚回家。姐姐知道了大怒，说要揍死那个小巴拉子。男孩说：“他和你一样是五年级，而且留级留过两年。”姐姐也有点犯怵，算起来康健该是初二的男生。男孩说：“你还是别打了，你迟早打不过男生的。”

男孩在长征小学度过了很不如意的一个学期，对于学校的那点向往已经完全变质，幸运的是他学习成绩还算不错，按照通常规律，如果你有个成绩优异的哥哥姐姐，那你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更何况长征小学本来就是个垫底的货色，在这里想要表现出智力上的优秀，似乎也不是很难。令男孩感到遗憾的是，同桌罗佳竟然是个又粗心又不用功的女孩，反应迟钝，记忆力也不太好，看样子做大队长是没希望了，做小队长也不可能啊。男孩曾经暗暗地鄙视过罗佳，成绩不好的孩子都应该受到鄙视，他希望同桌的是个美丽而聪明的女生。后来他又想，如果在美丽和聪明之间只能选择一个呢？还是美丽比较好，让他那黑色沼泽般的内心冒出各种气泡，很惬意，很充满期待。

冬去春来，男孩在第二个学期交到了一些朋友，让自己不那么孤独。其中有白化病、罗圈腿和萝卜眼。一度和他关系最密切的，是一个来自乡下的孩子，他念四年级了，每天和男孩同路回家。这个孩子举家从农村迁入戴城，他还没有学会戴城的温软方言，讲一口笨拙的农村土话。他的外貌也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黑而壮，脸上两坨暗红色的农村红，经久不褪。男孩和他在一起倒是匹配，一个是胆战心惊的兔子，一个是憨厚无畏的大熊，可以保护兔子。至少有两次，大熊顺利地击退了猫脸，令男孩感到十分放心。

现在他们遇到了康健。

那是一九八一年的春天了，康健在长征小学的黄金时代即将过去。看来他爸爸并不想再浪费这份学费，据他自己说，小学毕业以后他就去电影院收门票。这一年他已经十四岁了，所有人都巴不得他快点离开，包括他的同伙，大概连他自己都有点不耐烦了。小学，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他，像一颗苹果在树上挂了太久，既不摘下也不掉落，久而久之成了一个僵块。

他才是这所学校的怪物。

猫脸指着大熊，对康健说：“就是他。”

康健大笑起来：“你想做歪头的保护伞吗？”

他们都听不懂什么是“保护伞”，这很像是个新名词。男孩恐惧地摇了摇头，对方人太多了，足足八个。康健说：“那你们为什么会凑在一起？”

“我们放学一起回家。”男孩嗫嚅着说。

“我不喜欢你们在一起，”康健说，“你，歪头，瘸子，瘌痢头，乡下人，不可以在一起。”

“为什么？”猫脸凑过来不解地问。

“因为我说了算。”

男孩继续嗫嚅着说：“你放过我吧，你马上就要去电影院收门票了……”

这句话激怒了康健，也令猫脸他们哈哈大笑，嘲笑地看着康健。男孩心想，又不是我让你去收门票的，想恨就恨你自己爸爸去。他看见康健下巴上红色的胎记变得晶莹透亮，好像被油擦过一样，只有真正愤怒的时候他才会变得这样。男孩脸上挨了一拳，蹲在了地上。下一个挨拳的是乡下男孩，在一群猎犬的狺狺狂吠声中，大熊发出了怒吼，双掌抡圆了一阵乱拍，居然把一个家伙打翻在地。众人骇然，一起望着康健，他是首领，这种时候他必须出手。康健扑过来拧住乡下男孩的手，两人较力，不分胜负。男孩早就发现，在同龄的男孩中，康健并不是强壮的那一类，他甚至还有些孱弱，他只是在长征小学显得高人一头罢了。

有人想上来助拳，被猫脸按住了，一伙人明白了他的意思，都坏坏地看着康健，看他在乡下男孩身上占不到半点便宜的窘态，这很像是一次期末考试。很快，康健松开了手，用一种很大度的口气对乡下男孩说：“我不打你，你走吧。”大熊刚才还在咆哮怒吼，此刻一溜烟地跑了。

男孩觉得孤独了，与乡下孩子曾有的那点同病相怜顿时烟消云散。天哪，你怎么就跑了呢，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现在猫脸他们又有点佩服康健了，因为他很智慧，他从根本上击溃了男孩——你并不是输于体力和年龄，而是输于那种孤独，没有人和你在一起。

男孩如丧考妣，心若死灰。

康健说：“我听他们说，你的头是歪的，鸡鸡也是歪的，你把裤子脱下来给我看看，我就不打你。”男孩说：“你听谁说的？”猫脸他们一阵狂笑。男孩说：“不是歪的。”康健给了他一个爆栗，说：“脱不脱？”

他被康健推到了土墙上，猫脸把他的蓝裤子扒了下来，现在只剩下一条短裤。男孩死死抓住腰际的松紧带，感觉自己的手指被人掰开，胯下微凉，短裤被撸到了膝盖。男孩像受难的耶稣一样张开双臂，歪过头，闭上眼睛。然后他听见接二连三的哐哐声，抓住他的那些手都消失了，他几乎是瘫软了一下，睁眼一看，姐姐正拿着铁皮铅笔盒子，照着八个男孩的脑袋上轮番猛揍。

那天正是顾小妍放学回家，看到这个场面，她怒容满面，花玻璃弹珠般的瞳孔像钻石一样闪出寒光。猫脸退缩到了一边，猫脸知道她要是真生气了可以揪着修车的马福、卖肉的方明一起到他家里来找麻烦，而猫脸的爸爸虽然不怕摄影师，却害怕修车和卖肉的。于是只剩下顾小妍和康健，双方简单地交代了一下身份，立刻厮打在一起。猫脸带着其余人在一边观战。

男孩的姐姐，从小身高马大，能跑能跳，在和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男生的较量中，她采取了声东击西的办法，先照着他脸上掴了一掌，不知为何，康健很夸张地举起拳头挡住了下巴。姐姐飞起一脚踢在了他的两腿之间，康健蹲了下去，不过他很快又站了起来，揪住姐姐的衣领，试图把她按倒在地。姐姐在后退中不慎摔倒在地，康健骑在了她的身上，双方互相拍打着对方的头部和脸部。男孩这时被某种力量驱使了，忽然扑过去照着康健的脑袋咬下巨大的一口，可惜嘴巴太小，没能吞下这个脑袋。康健用力一顶，男孩听见自己的嘴巴里发出咔嚓一声，一颗乳牙折断了，掉在了舌头上。姐姐箕张五指，向着康健的脸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挠了过去。

康健痛苦地喊了一声，跳了起来，他的脑袋再次撞在男孩的嘴巴上，男孩的另一颗乳牙也折断了，捂着嘴巴说不出话来。但康健的痛苦似乎远甚于他，康健捂着下巴上的胎记，两行泪水滑落下来。

“哈哈，他的胎记不能碰！”姐姐扑过去掰开康健的手，照着胎记上又挠了一下，那儿出血了，康健大哭起来。这下猫脸也觉得好奇了，走过去也挠了一下，康健惨叫着爬起来狂奔而去。

男孩心想，这就结束了？他张开嘴巴，吐出了两颗牙齿，露出上下两个缺齿的黑洞，对姐姐说：“我换牙了。”

猫脸说：“小妍，你真厉害，你打败了康健！”

姐姐说你滚一边去，捏了男孩的牙齿，一个扔到了房顶上，一个扔到了地沟里。

男孩心想，这下终于长大了。

谁都不会想到，康健的霸王生涯终结于顾小妍之手，从此以后，人人都知道他的命门在胎记上，无论是谁用手随便戳一下，他就会疼痛到瘫痪，下手再重些他就会大小便失禁。胎记像是一个出卖了他的按钮，他迅速沦落成为歪头、瘸子、白化病一样的角色。在春天最后的几个月里，人们经常看到他被猫脸一伙追得到处乱跑，人们听到他的惨叫，像每战必败的野猫。男孩说：“那是我姐姐干的。”秋天到来的时候，这个曾经叱咤长征小学的霸王，他再也没有回来。

男孩后来真的在电影院门口见到过康健，那时彼此都长大了一点，康健，变成一个瘦小苍白的青年，穿着一件很时髦的高领毛衣，微微遮住下巴上的胎记。他显得安静而无害。对此男孩抱有戒心，所有安静的怪物都是这样，你焉能知道他什么时候又变成个疯子？过了一阵子听说他的两个哥哥都放出来了，他跟着他们混社会。男孩心想怪物果然是怪物。

一九八一年的儿童节，男孩去了区少年宫观摩一场汇报演出。只有成绩优秀的学生才能获得这个机会，而他在小学的第一个学期就拿到了“好孩子”的奖状，若不是体育成绩烂到了极点，他就应该是“三好学生”。在这场全区小学的文艺汇演中，男孩看到了姐姐站在台上，她是领唱，前排有一群孩子在跳舞。领队是他曾经见过的那位马老师。师范附小的演出赢得了长久的掌声，而长征小学呢，居然派了两个神经兮兮的男孩上台表演相声，逗哏的居然忘词了，站在台上傻看着观众，观众也傻看着他们，足足有五分钟，最后这个笨蛋朝着台下吐了吐舌头，鞠了个躬，扔下捧哏的自己下台啦。真是丢尽了脸面，同时也让男孩感到愉快。

男孩告诉带队的老师，师范附小那个领唱的女孩是他姐姐。这位老师完全不相信他的话，他感到气愤，巴不得她脸上也长一个胎记，像康健那样，让小妍挠一把，她就会相信了。

直到他长大以后，仍然憎恨这样的局面。他们只是部分地了解他，而这部分在他们看来就是全部了。对此他无能为力，每当他要展现出超乎歪头的那一部分时，他们不是显得麻木不仁，就是压根不愿意相信。有时候他真是羡慕康健，被人认为是邪恶也好，顽皮也好，这只是表象，得等到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他的致命弱点，这等于是打开了另一扇门，在康健的身上或许还有很多这样的门。而歪头顾小山则恰恰是反向的，他的弱点早在宇宙之初就呈现在众人眼前，在这扇门后面到底有多少门，人们根本无所谓，他们只是把玩着他的弱点，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然后就走开了。

毫无办法。

惊异

蔷薇街上的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一九八○年的秋天，是方屠户家里买的，这是划时代的电器，它很快战胜了收音机，唯有四喇叭录音机可以与其相媲美。

这台十二吋孔雀牌黑白电视机让方屠户出尽了风头，整条街的人都来到他家里看电视，自从方小兵被拐走以后，屠户很久都抬不起头来，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十一频道是中央台，六频道是上海台，就这两个台，很多人围着电视机，看了中央台看上海台，看了上海台看中央台。其时方大聪已经四岁，他奋力阻止着各色人等在晚饭后涌入家门，并大叫道：“不许来我家，电视机是我的，杀掉你杀掉你杀掉你！”人们尽管讨厌他，却并不怕他，照样蹲在那儿看电视。起初大家对电视机抱有敬畏之心，只敢看，不敢碰，后来熟了也就无所谓了，拧频道的，拨拉天线的，惹得方大聪嗷嗷乱叫。

对屠户来说，扬眉归扬眉，时间久了有点架不住，每天晚上都有几十号人蹲在家里看电视。方家老太太的床在电视机旁边，她在众目睽睽之下洗脚，脱了衣服上床睡觉，众人仍不散去，电视机音量开得巨大，人们一边看着她躺下，一边看着电视机的画面，反正她是老太太也不用避讳什么。看电视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男孩通常坐在第一排，姐姐坐在靠角落的位置，摄影师在后面，方大聪肯定是在前排正中。人们按高矮胖瘦自动排列好座序，很像是在拍集体照，有时候又觉得是在瞻仰方家老太太的遗体。

有一天屠户家门紧闭，一群人急着看电视剧，就在外面拍门，过了很久，方屠户的老婆在里面说：“今天不开放。”众人大骂，说方屠户你这个缺德的，有种就不要买电视机，爷今天还非要看《加里森敢死队》了。屠户隔着窗户骂道：“他妈的，天天晚上都来，你们也让我过过夫妻生活，好不好？”众人骂道，死胖子，吃多了猪鞭，八点钟你就想搞？爷在门口等着，看你搞多久，搞完了赶紧给爷看电视剧。过了五分钟屠户老老实实地出来开门了，众人又骂，吹什么牛，你不就是一根香烟的工夫吗，片头曲还没放完呢你就结束了，以为自己是驴啊？

轮到屠户讨饶，众人一阵嘲笑。有人说：“还是把电视机搬到老顾家去吧，反正老顾也没有夫妻生活。老方，让你过个痛快。”说完动手搬电视，方屠户叫道：“别搬，别搬，我已经过好了，今天不过了，以后也不过了。求你们了行不行？”

方屠户开风气之先，不但儿子被拐，还拥有了电视机，还发明了一个动词：过。后来在蔷薇街上，人们说到搞性关系都很隐晦地用了这个“过”字，今天你过了吗，你想不想和关文梨过一过，其实关文梨只想和顾大宏过……

关文梨常来，她不住在这一片，东方点心店下午打烊了，她在店里吃过晚饭，就晃到蔷薇街上来了。其实白柳巷也有一台电视机，九吋黑白，机主是个非常爱慕她的老色鬼，人称瘸子老炳，但她不爱去，她只爱和摄影师坐在一起，非常安静地，几乎不说什么话。偶尔会有不知情的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个女人下班了不回家，屠户就会告诉他们：“她的男人坐牢去了，她回家就是独守空房。”

“像她这样的女人还会有空房吗？”知情者反问。

屠户认真地回答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房间空不空。就算不是空的，你还能把她怎么样？挂破鞋游街吗？”

于是，每当关文梨出现，人们就会主动地把摄影师身边的座位让出来，还挤眉弄眼的。男孩尚不知事，姐姐却被惹怒了，她决定坐到爸爸身边，但摄影师的位置是在后排，前面一堆脑袋，她看不到电视节目，再说关文梨也不是天天都来，这个座位占得很没意思。几次之后，姐姐也就放弃了，毕竟看电视更重要。姐姐认为，摄影师应该主动地对关文梨这种女人表示抗拒，她过来了，他就坐到别的地方去，或者干脆回家，但是很显然，摄影师并不想这样。他也想看电视，而且希望身边坐一个安静的人。

有一次，摄影师和关文梨都不在，人们忽然在广告时段谈到了他们。马福大叔说：“小妍，看来关文梨是想做你的后妈。”姐姐撇嘴说：“我再借给她一个胆子！”这时方屠户端着茶壶说了一句近似于真相的话，“我觉得她不会想做任何人的后妈，她就是想和老顾过一过，这个胆子她一直都有。小妍，你应该借个胆子给你爸爸。”方屠户的老婆骂道：“当着小孩说这个干吗，你是不是也想和关文梨过一过？”

人们说现在的日子不一样了，有电视看，不用天天开批斗会，即便是关文梨这样的女人也能自由出入，换了以前，早就拴上一个烂布鞋去游街了，就连老实巴交的摄影师也脱不了干系，老实巴交的照样可以游街，这才是旨趣所在。现在不能游街了，不好玩。过了几天，有个回城的知青在看电视的时候说，真没劲，只能看中央台和上海台，要是能看香港台和台湾台就有意思了，以前在乡下经常抱着个短波收音机偷听敌台的。言者自以为潇洒，听者吓得全都不敢说话。第二天，街道干部从回城知青家里缴出短波收音机和黄色歌曲磁带，送到公安局的卡车上游了一回街，这说明游街还是存在的，只是破鞋不用再去娱乐大众罢了。

时至一九八一年，蔷薇街上又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多人家同时搬走了，场面有点恐怖，但搬走的人都是欢天喜地的。护城河之外的农田上造起了很多六层楼的公房，这都是戴城各个工厂的福利房，有阳台，有抽水马桶，这就足够让人们疯狂了。各单位狼烟四起，为了分房子的事情走后门拉关系打破脑壳的大有人在，这时你就能看出谁在单位里混得比较好，谁混得比较差。哪怕分到房子的人，从他们家的楼层和户型也能比出一个高下。

男孩家里没指望。光明照相馆是个小单位，造不起公房，单亲家庭就更没可能了，按照当时的规定，即便摄影师能分到房，也只能拥有半套——和另外一个单亲家庭合住一个两室户。

有人来动员摄影师再婚。李苏华去世已经四年，大概是过了守节期，反正续弦这种事情也不需要找什么借口，毕竟他还很年轻。男孩期待或者害怕着有一个后妈出现在眼前，男孩听说所有的后妈都会毒打小孩，想打姐姐估计很难，打他那绝对是手到擒来。其实他觉得关文梨也不错，对他一直很温和，如果是关文梨做后妈，男孩是可以接受的。可惜，介绍过来的全都是离婚丧偶的。以前他总觉得只有自己没妈，是个特例，进了这集市才恍然大悟，世界上竟有这么多旷男怨女。摄影师见了几个，发现对方的目的都不太纯洁，一般都问“你们单位分房吗”，看到他摇头就跟着一起摇头，彼此摇很久很久，让人觉得挺冷的。也有气粗胆大的，曾经有一位拖油瓶阿姨带着两个儿子主动出击，来到蔷薇街。拖油瓶阿姨放出豪言，只要摄影师和她过在一起，她单位里就能分一套大两室户。听起来不错，但算到人均居住面积时，大家又不免要摇头，夫妻俩住一间，剩下那间住四个小孩赶上集体宿舍了。这阿姨的两个儿子顽皮无比，到家不由分说翻箱倒柜，临走前终于忍不住过来玩弄男孩的歪头。姐姐还忍着，拖油瓶阿姨已经暴怒起来，分别赏了他们一人两个耳光。这阿姨怎么看也不合适，对自己儿子都那么狠，真要在一起了肯定鸡飞狗跳。

来得比较勤快的是胖姑，那是李苏华当年的工友兼徒弟，武斗时曾经被摄影师救过一命，她一直没嫁出去，一直暗恋着他，并有着为他守身的疯狂念头。男孩和姐姐都喜欢她，不过她实在是太胖了，自从一九六七年逃过一劫之后，她便看透了人生，穿着打扮越来越接近于隐士，唯独那张嘴没闲着，挣来的钱全都花在吃食上了，本身又是脑垂体分泌异常，文化大革命那么困难的十年她都没瘦，打倒四人帮之后就别提了，一路狂飚增肥，达到了两百二十斤的水平。男孩亲眼看见过，胖姑掬起一捧自来水，那水过了一分钟还没流掉多少。

李苏华去世那会儿，胖姑感念当初的友情，发誓要让摄影师及其一双儿女过好日子——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经常带点好吃的过来，大家一起趴在桌子上吃东西。有一天姐姐吃着胖姑的蛋黄花生，问道：“胖姑，我妈厂里分房子吗？”胖姑吃着自己的蛋黄花生，说：“分的，不过我没有。我一个人，不给分房子。”姐姐含着蛋黄花生说：“要是你和我爸爸结婚了，就能分到房子了，对不对？”胖姑含着蛋黄花生说：“那就会分房子了，也许明年也许后年，肯定能分一套。”姐姐拍桌子说：“你嫁给我爸爸，我来作主。”胖姑又吃了一粒蛋黄花生，说：“你觉得有把握吗？”姐姐说：“我觉得你挺好的。”

第二天姐姐就对摄影师说了：“胖姑要做我后妈，我和小出都同意了。”摄影师吓了一跳，随后嘲笑道：“你想让她做你妈，你就尽管喊她妈妈好了。”姐姐不由分说，把摄影师关在里屋，等胖姑来了也一起关了进去，顺便截下她手里的一袋梅花糕。男孩和姐姐在外面吃糕，他们在里面说话。很快胖姑就出来了，摄影师说自己还有点事，拔脚就跑。姐姐知道事情砸锅了，抱歉地看着胖姑，胖姑倒是显得比较冷静，吃了一块糕，也就不难过了，自言自语说：“我又不是非要嫁给他，我是看小孩可怜没人管。”姐姐说：“胖姑你别难过，我爸爸主要是长得太好看了，被很多女的捧得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等他老了就知道你的好了。”胖姑摸了摸男孩的头说：“唉，他要是像小出一样是个歪头就好了。”

这事就这么吹了，摄影师始终没能结成婚，很多年里，他们一直住在蔷薇街破旧的平房里，看着别人搬出去，搬进来，年年享受大水淹没房子的感觉，年年闻到栀子花肥厚浓烈的香味。

一九八一年，对门的汪仙居搬走了。直至搬家那天人们才发现，汪仙居家里竟然也有电视机。这个曾经的右派真是太不上道了。有人怀疑他的电视机是藏在立柜里的，晚上看电视了就打开立柜，拉紧窗帘，压低音量。反正他就不乐意人们去蹭电视。这无形中又体现了方屠户的伟大，屠户为了街道群众的娱乐，连夫妻生活都不过了。汪仙居搬家那天招致了无数嘲讽，他现在是一个中学教师，右派的帽子早已摘掉，历史清白得犹如被漂白粉漂过，但在人民群众眼里仍然带有鬼鬼祟祟的气质。当他连同那些破烂家具和崭新的电视机一起上了卡车之后，他对着蔷薇街大喊了一声：“我恨透了这个地方！”人们齐声起哄：“再见，戆卵！”

街上陆续有人家添置电视机，但很吊诡，买了电视机的人家很快就搬走了。大概他们也明白，搬去新公房以后就不能蹭电视看了，必须得自力更生。数来数去，还是方屠户最可靠，老方的名声如日中天。忽然有一天，方小兵回来啦。

这简直是最大的大头鬼，简直是诈尸。因为聋哑的小兵早已被众人遗忘，甚至连男孩都想不起他的模样。根据公安同志的介绍，当年小兵被一个拐子带离了戴城，坐上火车来到一个遥远的小山村，那儿有一对头发花白的中老年夫妇等着要做他爹妈。小兵从一个城市里的残疾儿变成了农村里的沉默孩子，跟在一群小孩后面捡麦穗，原以为他认生，不多时日发现其实是个聋哑儿、残次品，不由大骂这拐子坑人，转手把小兵低价卖给了一个盗窃团伙。在那里，小兵算是进了哑巴大本营了，虽然挨打不少，但也学会了哑语和认字，当然还有吃饭的本钱：掏钱包。

可怜的小兵深陷泥潭，仍记得自己的身世。都说哑巴聪明，不是吹的。没多久，该团伙被公安部门一网打尽，逮住了小兵，他用哑语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几经周折，送回了蔷薇街。

小兵一去两年，如今长得和男孩一样高，比从前更黑更壮，当然，他仍是个聋哑。当他在公安干警的陪同下出现在蔷薇街时，屠户的老婆一声惨嚎：“我的儿啊！”躲在屋子里不肯出来。众人搞不懂她的意思，是太激动了呢，还是太悲伤。后来明白了，原来是她怕小兵像旧社会的乞儿一样，被拐子剁了手脚，挖了眼珠。人们劝她：“已经是个哑巴了，不会再残害他的。”她还是不肯出来，只能由方屠户接待了小兵。平日里雄赳赳不可一世的方屠户，此时流下了两行清泪。小兵也认得自己的爹，两个人像电视里一样拥抱在一起。

男孩很不识趣地凑过去看热闹，方小兵发现了他，对着他扬了扬拳头。男孩明白了方小兵的意思：当初我被人贩子拐走了，你他妈的就在旁边发呆，你欠揍吧。男孩呆呆地看着他的拳头，有点害怕，随后方小兵走过来抱了抱男孩。这就算是皆大欢喜了，后来屠户发现小兵既会写字也会哑语，那就更是赚大了。

方小兵回家之后，出了两件事。其一是他仗着拳头大，胖揍了方大聪一顿。在农村和犯罪团伙锻炼过的小兵已今非昔比，再说大聪还是个五岁的孩子，两下就把他打翻了。究其原因，是由于大聪不停地骂他哑巴。聋子虽然听不见，但看得懂一点唇语（屠户又赚了），尤其是“哑巴”这个词。打人的时候被方家老太太看见了，老太太生平最疼大聪，她才不管小兵是不是哑巴有没有受过苦难，她只要守住一个方大聪就可以了。

方老太太对着屠户大喊：“把那个哑巴送走！不许他欺负大聪！”她向着方小兵扑过去，却倒在了屠户的脚边。同样是脑溢血，她的血管像炮仗一样炸开了。

第二件事是方老太太断七之后，人们送了白包，又陆续返回方家看电视，表情很肃穆。忽然有人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一星期内有五个人在方家被掏了腰包。人们留了个心眼，有一天晚上把方小兵的贼手给捏住了，又在他被褥下面找到了赃物，分文未少，全部都在。屠户走上去打了小兵一个耳光，众人劝道：“别打，他小孩子，不是自己要学坏的。要怪还得怪你，怎么就让他进了贼窝呢？”

这种伟大的知书达理革命情操，被方小兵击打得粉碎，他被活擒之后仍不收手，继续作案。他不偷别的，就爱掏腰包，这似乎是在炫技，因为他得手以后会把东西还给失主，脸上挂着一丝得意的笑容。有一次摄影师着了道，当小兵把钱包递给他时，他看了看小兵，从钱包里掏出一角钱，指了指嘴巴，意思是让他去买点零食吃。小兵微笑着摆手拒绝，他一无所求地继续掏人们的腰包。这下大家都觉得很害怕，方家越来越古怪了。后来，大人都不太愿意来了，只剩一群没钱的小孩在屋子里赖着看电视。

男孩最后一次去方家看电视是冬天里。一群小孩蹲在屋子里，姐姐让一个孩子去换频道，这小孩拧了两下，电视机发出扑的一声，从屁股后面静静地冒起一缕白烟，画面和声音全部消失。方大聪愣了半晌，嗷地哭了起来，众人一声发喊全都跑得没了影子，剩下男孩和姐姐在那儿傻了眼。

天哪，他们把电视机弄坏了。全世界最昂贵的东西，电视机，它值三百多块钱，商店里没有什么玩意儿比它更贵，现在它坏了，坏在他们手里。方屠户饶是大方，也不能放过他们，揪着姐姐去找摄影师索赔。姐姐大声喊冤，她根本没碰电视机，但屠户说她是教唆犯，比一切犯罪分子判得都重些。摄影师为难了一会儿，对屠户说：“你去修吧，修的钱都我来出。”一修修掉了一百五十块钱，再跑来结账的时候摄影师脸上挂不住了，铁青着从抽屉里掏出十五张大团结。姐姐问他：“你怎么有这么多钱？”摄影师愤怒地说：“我也在攒钱买电视机啊，现在没有了。”姐姐骂道：“干嘛不早点买呢？人家都借钱买电视机的。”摄影师说：“我这辈子只有借钱给别人，从不找人借钱。”

这以后，家里又恢复了以前的生活，夜晚开一盏二十瓦的灯泡，听着收音机在饭桌上做功课。有时候，侧耳听一听隔壁传来的欢笑声。越来越多的人家都拥有了电视机，倒是没有电视机的人家渐渐地成为了异数。男孩等着摄影师把钱攒够了，但这一天遥遥无期，到了一九八四年，他忽然辞去了光明照相馆的工作，做起了个体户，电视机变成了照相机，这事情整个地泡了汤。

癫狂

有一天，男孩的表哥穆巽出现在了蔷薇街上，他住在解放路上，平时从来不过来串门。那是穆天顺与顾艾兰唯一的儿子，比男孩大三岁。关于他的生世有一些谣传，比如说他不是穆天顺的亲生儿子，而是顾艾兰和面粉厂某个干部的产物。人们认为穆天顺根本不具备性能力，他是个脑袋上挨过一枪的疯子。

后来的事情又证明了穆天顺是有性能力的。人们在解放路的公共厕所里看到他手淫，他就站在小便池前面，头顶着墙壁，疯狂地干着这件事，把小孩都吓哭了。闹到很多人来围观，穆天顺就把裤子一拉，大大方方地说：“顾艾兰不许我碰她。”事情传到顾艾兰耳朵里，顾艾兰大哭，“他是个精神病，他就想让我丢人。”确实，就算没有性生活，完全也可以在家里手淫嘛，何必去公共厕所里呢？

在男孩小的时候，姑父还算正常，他只是语无伦次，一到下雨天就烦躁不安，经常侧耳倾听着某种不存在的声音。后来发展成这样，谁也没想到。那是一九八一年的事情了。男孩很熟悉姑父前额的伤疤，那个凹进去的地方可以放一枚棋子，男孩很奇怪这个部位挨了子弹居然可以不死，看来命很大，但他确实是脑子不正常了。根据姐姐的说法，姑父甚至不是被子弹打疯的，而是吓成了一个疯子。

穆巽曾经描述过他爸爸受伤的情景：“我爸爸在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飞过来，射向我妈妈。我爸爸替她挡了子弹，自己负伤了。”这个故事讲了很多次，有时穆巽还会感叹着下一个结论：“所以我妈妈嫁给了我爸爸。”男孩差点以为那是一次残酷的革命战争，而他全家都为胜利作出了贡献。结果姐姐告诉他：“姑父是武斗挨的子弹，他躺在屋子里睡觉，一颗子弹飞进屋子，撞来撞去的，撞到了他的头上。”

那时他的病恶化了，在面粉厂待不下去了，提前病退回家，这使得他有大量的空余时间给顾艾兰丢人。有一次他在澡堂里也干这个，被人们发现了，一池热水就此完蛋。澡堂的师傅认识他，戴城著名的疯癫，也不可能让他赔偿，对付疯癫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知道疼痛，下次不敢再来。于是他们揍他，用木屐抽他的屁股，然后让顾艾兰来领人。顾艾兰见面只说了一句话：“你们为什么不打死他？打死了我就清静了。”

人们一直记得，在整个七十年代，顾艾兰扶着穆天顺在街上走，虽然她鼻翼下面那两道法令纹更深了，虽然她皱着眉头，但起码她还会爱怜地看他一眼。这种目光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

穆巽就是在这种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仅就相貌而言，他继承了顾家的传统，有一条挺直的鼻梁和一双微微凹下去的眼睛，浓密的睫毛，手长腿长，十足的美男胚子，这本应使他的人生多姿多彩、一帆风顺，但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拥有了一颗阴郁的心。

现在，猫脸把他拦住了。

猫脸说：“穆巽，你爹在公共厕所里捋炮！”

穆巽的脸立即变得苍白失血，他咬着下嘴唇说：“滚开，猫脸。”

猫脸身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小孩不解地问：“什么是捋炮？”猫脸就把那孩子的短裤顺势褪下来，给他捋了一下，手太重，小孩大哭着跑掉了。穆巽冷冷地看着说：“猫脸你真恶心。”

人们说穆巽沉下脸的一刹那是最英俊的，人们说他生气的时候眼睛里喷出的不是怒火，而是冰一样的光芒，这很迷人，但在猫脸看来，穆巽是个怪物，他必须让怪物明白什么是正常的孩子。穆巽在街上奋力挣扎，很快他就被制伏了，裤子被猫脸扒了下来。猫脸没兴趣再捋他，只是向周围的小孩子介绍，看，这个叫穆巽的人，他的爸爸就是那个在公共厕所里捋炮的精神病。然后他们就扔下他，舞着棍子到别处玩去了。这种简单直白的羞辱，并不需要找什么理由来释怀，只需习惯了就好。对穆巽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打击。

男孩一直站在不远处观望，看着自己的表哥平白无故地遭到袭击。等到穆巽站起来，男孩说：“下次记得不要和猫脸说话，赶紧跑。”穆巽不说话，来到男孩家门口，他蹭在门框上，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正在做作业的小妍。姐姐淡淡地问他：“刚才被猫脸欺负了？”穆巽沉默，姐姐说：“以后少来。”

姐姐不喜欢顾艾兰，也不喜欢神经病的穆天顺，连带着讨厌穆巽，觉得他从小就冷冰冰的，过度自恋。小时候他们曾经在一起玩，穆巽骄傲地说：“他们说我是美男子。”姐姐嫌恶地说：“滚开，傻瓜。”穆巽愣了一下便真的走开了，独自去角落里享受他的美。姐姐说，他就是个傻瓜，而且看来要傻一辈子。

此时穆巽蹭在门框上大声说：“我妈让我来找你们，到新房子里去吃午饭。舅舅已经先去了。”

“什么新房子？”

“我们家搬到新公房去了。”穆巽说。

那是面粉厂分配的房子，位于护城河以南的新村里。男孩听说为了分到这套房子，顾艾兰至少让穆天顺在厂长办公室里捋过两次炮。那年头为了房子，打架的，脱衣服的，比比皆是，但指使自己的疯癫丈夫去捋炮的，只有顾艾兰这一个孤例。那确实是惊世骇俗，也难以模仿。

他们三人向城外走去，穆巽一言不发走在前面。路上很荒凉，跨过漫长的大桥，沿着公路向南走，夏季的太阳将路面晒得滚烫，有很浓重的柴油味道弥漫在空气里。再往前走，连柏油路都消失了，只剩下乡下的土路和四面八方被稻子包裹起来的田埂，几栋浅灰色的公房矗立在远处，周围是工地，吊车正在将巨大的预制板吊上未完工的楼房。男孩第一次见识到公房，觉得很奇异，又荒芜又豪华的。

穆巽忽然回过头来说：“前面就是我家，二幢六○四，可以看得到。”

他站着不动，男孩和姐姐等着他把话说完。穆巽说：“可是我不想回家了，你们自己找过去吧。”一瞬间他泪流满面，也许是害怕他们把扒裤子的事情说给家里听？他扔下他们，独自向着稻田深处走去，田埂细窄犹如钢轨，他一个人走刚好。姐姐翻了个白眼，低声说：“戆卵。”

男孩说：“他哭是因为猫脸欺负他了？”

姐姐说：“就算没有人欺负他，他也是这个样子。别管他，他哭一会儿就回家了。”

男孩说：“我觉得他不会回家的，他一赌气就什么都不要了，一直这样的。”

穆巽消失在一排树木后面，那里隐约还有农村的草房，一些云紧紧地压在绿色的稻田上方。男孩和姐姐不再管他，沿着土路向新村走去。男孩说他也想住公房，姐姐没接茬，沿路采了一些野花，在走进顾艾兰家的时候，她把这些花全都扔进了草丛里。

“穆巽呢？”摄影师问。

男孩一时嘴快，把穆巽受辱的事情说了出来，内心也有几分高兴，因为他也曾被人扒了裤子，只是时过境迁有点忘记了那种痛苦，现在变成了幸灾乐祸。顾艾兰拍桌子大骂：“什么猫脸？谁是猫脸？”摄影师说：“就是造漆厂保卫科长季承民的儿子。”顾艾兰说她要去教训教训猫脸，无缘无故欺负穆巽。姐姐说：“没有无缘无故，猫脸说姑父在公共厕所里捋炮。”顾艾兰顿时蔫了三分之二。摄影师说：“小姑娘不许说这个！”姐姐说：“猫脸天天都在街上说这个，比我小的小姑娘都知道什么是捋炮了。”男孩点头说：“其实就是玩鸡鸡，小孩子才玩这个，我已经不玩了。”

男孩发现自己的姑妈一下子歪了，她坐在新打的单人沙发上喘气，仿佛已经没有力气再申辩什么。摄影师指着两个孩子说：“快去把穆巽找回来！”姐姐说：“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钻进稻田里了。”

为了等待穆巽，饭菜都凉了。趁这个工夫，男孩参观了一下新公房，真不赖，有水槽和液化气，有抽水马桶和阳台，水泥地坪上刷着暗红色的漆。朝北的房间有一张小床，是穆巽的卧室；朝南的房间有一张大床和一张钢丝床，穆天顺独占大床，钢丝床是顾艾兰睡的。一台崭新的十二吋电视机用绒面罩子罩住，端放在翻板式缝纫机之上。一切显得崭新、明亮、充满希望，只有那张钢丝床有点不合时宜，它仿佛是没找到自己的位置，只能将就着横在大床边上。

到下午时穆巽灰头土脸地回来了，身上全是污泥。他在稻田里迷路了，绕进了附近农村的稻草房边上，看见了两头水牛、一只山羊和二十多个农村的孩子，被人按到了稻田里，生吃了一条蚂蟥，仓皇逃回。顾艾兰怒不可遏，给了他一个耳光，穆巽悲从中来，倒在地上大哭起来。

这时有一个面粉厂的干部在楼下喊顾艾兰的名字，她伸出头去答应，干部大喊：“顾艾兰，派出所找到厂里保卫科了，你快去看看吧。”顾艾兰的声音已经有点发虚：“派出所找我干什么？”干部说：“还能有什么事，当然是穆天顺，他又在公共厕所里捋炮。”这时已经有好几个邻居伸出头来看热闹。顾艾兰骂道：“他不是一直干这个吗，找我有什么用？不去！”干部快乐地说：“你别搭架子了，你自己让穆天顺到处捋炮，捋到厂长办公室也拿你没办法。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他在女厕所里捋炮，而且他把炮伸到女同志的嘴巴里去啦！”

男孩听见嗷的一声，他那坚强泼辣无畏无知的姑妈，她晕了过去。

后来男孩才知道，他的姑父那天在外游荡，忘记自己家已经搬走了，他又回到了解放路的家里，那儿空荡荡的，一切熟悉的物件连同顾艾兰和穆巽都消失了。这可能刺激了他，他跑到蔷薇街，但并没有去摄影师家里，而是直接走进了公共厕所——男厕所的隔壁。

摄影师和顾艾兰骑自行车先走了，三个孩子在后面，这次他们沿着土路走过了城南大桥，在那儿等一趟去城西的公共汽车，周围是翻起来的干裂的泥土，堆成了小山包，所谓的公共汽车站只有一根站牌，和一些下雨天用来垫脚的红砖。这还是下午，男孩渴得嗓子冒烟，他看到穆巽靠在站牌的铁杆子上，一下一下，认真地抠着指甲缝里的泥巴。

“姑父会不会被抓走？”男孩讪讪地问。

穆巽说：“闭嘴。这事不要再说了。”

姐姐说：“那你还去蔷薇街干吗，喜欢被人笑吗？你赶紧回家吧。”

穆巽抬起头，他并没有看姐姐，而是侧过脸，望向远处。这次他没有撂摊子走掉，他一直靠在那儿，一直侧着脸。男孩觉得自己的表哥还是很英俊的，他继承了摄影师的相貌，再过几年他可能会更迷人，不过他有个疯爹，这也是无法抹去的事实。在以后的时日里，那个人将会变成整个家庭中谈论的禁区，他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每个星期，顾艾兰去看他一次，他竟再也没有出来。捋炮是件极度羞耻的事情，它是巷议的话题，但是时间终究会磨灭掉它的新鲜感，使之缩水，几个月之后人们就会忘记它，几年之后人们将它当作陈年的故事来讲一通：那对住在新村里的母子，尤其是那个母亲，当年她怂恿自己的男人去厂长办公室捋炮，得到了一套两居室，现在她是后悔呢还是得意呢？

男孩心想，其实他们都是有点疯的。他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仿佛是嗅到了道路的某处有陷阱的气味，仅仅是嗅到，却无法证明它在何处，徒然地恐惧着。

欢喜

苏华照相馆开张那年，街上出现了很多摆摊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社会闲杂人员，包括劳改释放分子，当地所谓“山上下来的”。他们连个体户都算不上，个体户必须有固定的店面，他们只是小贩，占据着人行道上大约两平方米的空间，抢地盘，抗税，骗顾客。这些贩子一概很穷，一概没什么教养，他们大多经营服装生意，一夜之间，人们仿佛穿腻了中山装和土布棉袄，需要换点新花样。倒卖服装相当容易，只要跑到附近县城里拿点货，找个地头吆喝几声接着就数钱。更有门道的人摆香烟摊，基本都是走私烟和假烟。这些人很发了财。

后来定慧寺一带也成为了集市，那是戴城著名的旅游景点，外地人来这里必须参观的地方。那里有天王殿和大雄宝殿，以及一座破破烂烂的塔，在夏天的傍晚飞出成群的蝙蝠。小贩们云集于此，卖香烛，卖零食，卖鞋子，还有一些并不好玩的玩具是用来引诱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男孩听说，哪儿乡下人多，哪儿的生意就好做，但你不能把生意做到乡下人的家门口去，那会被抢光。

有了这个集市，再加上附近的医院，这一带变得热闹起来。有时候会看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沿着解放路狂奔，后面是个煞气腾腾的小贩在追杀他。有时候看见小贩狂奔，后面是收税的人在追。还有一些时候，所有人都在狂奔，后面是打群架。

男孩十岁了，到了可以围观打群架的年龄，他爱看这个。那种有固定时间地点的约架式群殴很少发生在城里，更不会在闹市。男孩所见的，都是两三个人的口角，发展成打斗，输掉的一方很快召集了一群人把赢家暴打一顿，有时像滚雪球一样，挨打的人又去叫人，就会演变成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而这种战斗往往发生在街面上。警察不来，或者不把人打成重伤乃至死亡，是不会罢休的。

那是《少林寺》和《上海滩》风靡大街的年代，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思路：《少林寺》讲究强身健体，练出绝世武功，可以一个打二十个；《上海滩》讲究人多势众，心狠手黑，由一个帅气而冷酷的帮主带领着，可以二十个打一个。政府为此搞了几次严打，男孩记得有个小青年经常到长征小学门口来抄钱，把小学生口袋里的毛票占为己有，有一天他被擒获了，五花大绑押在卡车上游街，按抢劫罪判了十五年。

巷口贴满了告示，全是判刑的。所犯的案子，有打架伤人，有抢劫盗窃，有强奸猥亵，居然还有一个叫顾大宏的，持刀抢储蓄所，和摄影师同名同姓但他只有二十一岁。越是严打，犯罪分子越是猖獗，告示刷了一层又一层，男孩感到越来越放心，城里的垃圾终于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听说是青海，那儿的监狱连围墙都没有，四周全是戈壁，如果你想越狱就往戈壁里面走吧，在那样的监狱里，警察只需要把自己关在笼子里就可以了。这些都是马老师在法制教育的时候告诉他们的。马老师讲这些的时候越来越生气，最后她也感到很无奈，说：“我也搞不懂，既然要严打，干吗还给你们看《少林寺》呢？”

谁知道他们想干吗呢，他们一边点火一边浇水，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又怒容满面。

男孩起初并不知道摄影师辞去了工作，过了好几天发现他不上班，经由姐姐的口中才知道了这件事。那会儿摄影师还没找到店面，他带了一台海鸥相机，揣着胶卷，在定慧寺门口摆摊，想靠拍照挣钱，另外还想学点做生意的门道。这其实很容易，甚至不需要三脚架，只要一块广告板，上面贴着各种彩照，照片上是各种人站在定慧寺的各种景观前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那张，是男孩的姐姐站在山门前，穿着一件豹纹的短大衣，头上戴了一顶贝雷帽，骄傲地、深情地、居高临下地看着镜头。这张照片为摄影师带来了很多生意。

摄影师在这一带是有点人缘的，收税的、卖票的、骑三轮车的都认识他，他长着一张童叟无欺的脸，又带了点落魄的样子，事实上他也是童叟无欺地落魄着，引来了很多同情。现在，光明照相馆的顾大宏已经不复存在了，个体户之星正在冉冉升起。顺便说一句，离定慧寺不远处就是东方点心店，他每天就在关文梨的眼皮底下忙活着，有时下雨，生意没得做了，他就去点心店里避雨，顺便吃一碗小馄饨。后来，流氓找上了他。

那是四个戴墨镜的青年，他们先是拍了一张合影，然后用普通话问摄影师：“你相机里面有胶卷吗？”摄影师说当然有胶卷。四个青年说，那你把相机打开给我们看看。这时他们的齿缝间露出了戴城的口音，显然不是什么游客。摄影师的一生，大风大浪也是见过些的，但从来没和新时代的街痞打过交道，有点犹豫，这时关文梨从点心店冲出来，大喊道：“老顾，跑啊！”

摄影师抱着照相机拔腿就跑。世界上的摄影师，但凡喜欢拍点外景的，都很能跑。他冲出去的一瞬间觉得自己后脑被人揍了一拳，按他以前的风格，就躺在地上装死了，但这次不能，因为那台照相机，它才是真正的目标。他跑过东方点心店，脸上带着微笑，向关文梨招手致谢，看到关文梨满脸的惊恐，回头一看那四个戴墨镜的紧跟在屁股后面，其中一个是一米九的高个子，他伸出的手，离摄影师的衣领只有半尺距离。摄影师吓得大喊一声，挺胸收臀发力狂奔，一口气跑到蔷薇街口，总算可以喘一喘了，回头一看还有两个墨镜，大高个子的手离他仍然只有一尺来远。这个街痞的毅力都快赶上警察了。

这次他聪明了一点，没有拐进蔷薇街，而是一边大喊着“抢劫”，一边往解放路的派出所跑。等他跑到派出所门口，再次回头，身后空空如也，什么人都没有了。他叉着小腹，弯腰喘气，照相机挂在脖子上晃悠，觉得自己的心脏疯狂地跳动，快要撑不住了。他慢慢地走回蔷薇街，到家把照相机藏进柜子里，喝了一口水，看见家里一群亡故者在墙上对着他大眼瞪小眼。

摄影师在家睡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他孤身走回定慧寺，去拿那块广告板。经过东方点心店门口，看见关文梨在里面，他还没说谢谢，别人就告诉他：“关文梨也被流氓打了，一脚踢在她肚子上。”摄影师慌了。关文梨坐在条凳上摆摆手说：“我已经好了，不疼了。你是来找广告板的吧？我帮你收起来了。”她又说：“追你的那几个人，是这里有名的流氓，也是靠着定慧寺吃饭的。你以后小心点，他们还会来。”

踢在肚子上该有多疼。晚上摄影师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姐姐说：“也就是说，你是关文梨救的，她还为你挨了一脚。”

摄影师说：“是啊。”

姐姐说：“这下你欠她人情欠大了，比她的破鞋还大。”

摄影师说：“不可以再喊她破鞋。”

姐姐转头对男孩说：“你听见没有？”

男孩心想关我屁事啊，都是你们在斗。

那以后，摄影师去过其他的旅游景点，想在那里谋生，那里早就已经有人做拍照生意，看见他来了，也没什么废话，一脚踹翻了他的小摊，或者在他按下快门的时候凑到镜头前面扮个鬼脸。摄影师灰头土脸回到家里，男孩幸灾乐祸地想，原来他和我一样，离开了这条街就会被人欺负，他比我更不行，得靠大破鞋来保护。

有一天摄影师宣布：我要开家照相馆。

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连姐姐都很激动，他们的日子过得太无聊了，像一锅白水煮着三个土豆。男孩想象着他们马上就要拥有一个照相馆，漆黑幽深，仿如幻境，那里面堆放着各种杂物，有点像工场，但是只要灯光亮起，取景器中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经过裁剪和润色，与外面的一切都无关。这是制造幻觉的地方，他们成为黑暗中操控着幻觉的人，人们自动地走进来，奉献他们的脸。仅仅拥有照相机是不够的，你必须得有个照相馆。对三个土豆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吸引力？

摄影师开始筹钱，以前他说过，这辈子从没借过别人的钱，但这一次他必须改变以往的原则。他认真考虑了一下，先把家里的存款拿出来，少得可怜的一点点，然后出去借钱，然后他发现，并不是他不爱借钱人们就会主动地把钱借给他，借钱是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即使他枯坐在顾艾兰的家里整整五个小时，后者仍然表示无能为力，她也有一个发疯的丈夫和一个呆头呆脑的儿子要养活。

他又去了屠户家里，屠户一边喝茶一边说：“借钱这种事，只能救急，比如你生病了，你要讨老婆了。但你是开店，我的钱借给你，让你去挣大钱，这不太好。有多大的脑袋戴多大的帽子，做生意的本钱绝不能靠借贷。”摄影师被他白白地训了一通，多年的交情全都变成狗屁，非常生气。后来屠户总算心软了，说：“你总得拿个东西来抵押。”摄影师从箱子里拿出了那块瑞士牌女表。

那是亡妻的手表，早就坏掉了，正如姐姐向马福大叔介绍的，它在一九七七年从云南的某一处山崖上跟随着主人坠落，后来拿回戴城，再也没修好。它一钱不值，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它从一九六九年开始，一直戴在了李红霞的手上。那是李苏华在知青下放那年转赠给自己妹妹的礼物。屠户记得这块表，多年后乍现于眼前，屠户一阵难过，说：“顾大宏，你他娘的也太狠了。”

这儿得手了，摄影师又找胖姑借了一点，还不够，就再也借不到了，他又没收入，恨不得全家每天只喝稀饭。这时男孩发现一个事实，他的帅气的爸爸，这辈子根本就没什么朋友。他十分孤独，徒有其表的好看而已。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男孩和姐姐都傻了眼。

那是春天，摄影师在到处找门面，照相馆的店面要求很高，不像那些卖杂货的个体户，只需一个铁棚子，或者在火车站大厅里租一节柜台就能做生意。照相馆需要至少二十平方米的空间，房租相应地也会高些。摄影师看中了一块地方，是已故顾长根把守的靳家花园，在一九八四年，它已成为城西著名的娱乐场所，楼下是茶室，楼上是商业局的俱乐部，实质就是舞厅，只对商业局的职工开放，每个周末散出来一些门票，外单位的人也可以进去跳舞。摄影师看中了那栋洋房后面的两间屋子，可谓闹中取静，既优雅又有着足够的客流量。这算盘打得不错，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摄影师带着姐姐去了靳家花园。

那时跳舞尚属于国家监管的娱乐活动，尽管满街都是打架的，尽管人们躲在家里打麻将赌钱，尽管文化宫已经出现了电子游戏，令无数中小学生流连忘返荒废学业，但跳舞仍然在禁区以内，公开的营业性舞厅会被公安局取缔。社会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讨论，社会主义国家的群众到底有没有资格跳舞。结论是，不可以随便跳，只能在单位内部跳，大家如果憋不住就先跳起来再说，万一闯祸了算你倒霉。

摄影师说他想去看看门面，姐姐跟着一起去，男孩由于太小就只能留在家里做作业了。实际上，对于靳家花园的格局，摄影师比任何人知道得都更清楚，他甚至知道草丛里仍有顾长根埋下的玻璃渣子。他去看门面实乃另有所图，那天他换上了一件半新不旧的西装，穿上了心爱的黄皮鞋，谁都能看出他想干什么，姐姐却没明白，她不知道爸爸会跳舞。在她心目中的顾大宏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国营照相馆摄影师，最时髦的事情不过是听几首邓丽君的歌，到裁缝那里做了一件细条纹的有点像囚服的西装，托人从上海买黄皮鞋，另外给自己微秃的前额上抹点发乳。够了，他已经像个百乐门的小开，但姐姐还是认为他老实巴交，直到那一天。

他们走进舞厅，四喇叭录音机播放着慢四步的音乐，几对青年男女在舞池中很别扭地抱成一团，像拖把与扫帚不小心放在了一起，但他们都很高兴，嘴角扬起，眉毛扬起。还有几个老头子，头发花白，穿着化纤西装，钉着铁掌的皮鞋，他们的舞姿比较自然，他们是舞蹈老师。姐姐还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当时她念初三，快满十六岁，不免感到惊奇。摄影师带着她坐在一边，他先是张望了一会儿，观察形势，寻觅舞伴，然后他一言不发甩下了姐姐，笔挺着身体走向人民商场卖热水瓶的女营业员，黄皮鞋在地板上踏出了一串骚唧唧的脚步声。姐姐看到女营业员欣然站起，摄影师的手虚搭在她的腰间，结伴走进舞池。这时是一曲华尔兹，一般的青年们并不擅长跳这个，而有经验的老头子又觉得太晕，体力不济。于是整个舞池里就剩下拍照的和卖热水瓶的，他像是把握着照相机，她像是提着热水瓶，两个人转了起来，绕着舞池一圈两圈三圈，音乐放了很久，他转得利索，轻盈矫健一丝不苟。人们看着摄影师的舞姿又惊讶又赏心悦目，一曲终了，他停下，女营业员微微喘息着有点晕了把两只手搭在他的胳膊上。他就像一根被人扶着的电线杆，不但坚固，而且随时打算接受对方呕吐出来的午饭。

这是摄影师的成名时刻，以前有女的来找他，无非是要求他掌镜拍照，现在又多了一件事：跳舞，以及教她们跳舞。

摄影师回到座位上时，周围来了好多青年，有男有女，都喊他“顾老师”。那个下午他跳了十七八支舞，舞伴有年轻女郎，有中年阿姨，甚至还有男的。反正大家都想领略一下被他带着打转的感觉，卖热水瓶的女营业员很生气，噘着嘴走了。姐姐百感交集，心想，真是没看出来，他还会这个，如此潇洒的爸爸，不能让你卖热水瓶的独霸了，更不能交给炸油条的。

下午三点钟，摄影师很满足地走出洋楼，去往蔷薇街，一阵阳光像暴雨般落在他身上，多瑙河蓝色的水纹倒映在他眼中。舒服。姐姐问：“哪儿学的跳舞？”

摄影师说：“很早啦，以前照相馆的师父教的，那时候我也就像你这么大。”

“怪不得没念过什么书，从小就不务正业啊。”

“毛主席还会跳舞呢。”摄影师说。

姐姐说：“你自己说说，你到底是来跳舞的呢，还是来看门面的？”

摄影师翻了翻眼珠说：“看门面。”

“可是你没有去看过门面。”

摄影师停下脚步，懊恼地摇头说：“我们回去看门面。”

“不用了！”姐姐大声说，“我已经替你问过了，这里的房子不出租，商业局自己用的。”摄影师叹了口气不说话。姐姐像一个好妒的妻子，冷冷地说：“真是不务正业。”

就这样，门面没搞到，摄影师不务正业地开始教各种人跳舞，连东方点心店的单喇叭录音机里都传来了蓝色多瑙河的乐曲，关文梨炸油条的时候，那些油条都像跳华尔兹一样在油锅里打转。有一次摄影师恬不知耻地说：“小妍，等你高中毕业了我教你学跳舞。”仿佛是为了弥补没有教她骑自行车的遗憾。姐姐恶狠狠地说：“你还是教会关文梨吧，她的脚那么大，当心踩死你。”

那时关文梨也帮他出主意，找合适的门面，找来找去，最后竟还是回到了蔷薇街。有一个叫林雪凤的女人，和一个绰号叫老鬼子的劳改释放分子，愿意和他一起合租原先的南货店，把前面的店面和后面的仓库一股脑地改装成照相馆、烟杂店和寿衣店。投资很少，铺子极其简陋，林雪凤说先搞起来再说，以后会有发展的。林雪凤是个预言家，她不但卖香烛纸钱，还会给人算命，不过她只算对了三分之一，后来发财的只有她一家。

姐姐不喜欢那个地方。她比较中意第一中学附近的商业街，在法国梧桐的浓荫之下，有一个空门面，宽敞，深邃，天花板有四米多高，深灰色的木地板踩上去发出咚咚的声响，简直是为照相馆度身定做的。那会儿她是市一中学初三年级的语文课代表，能在学校附近拥有一个照相馆，大概也是件自豪的事。摄影师去谈房租，觉得有点贵，稍稍犹豫了一下，它就变成一个服装店了，又过了几年它干脆变成了一个舞厅。

“他一辈子就是在犹豫，等到没办法了，胡乱选择一下。”姐姐沮丧地说。

然后，她指着苏华照相馆的门面，那个曾经的南货店的三分之一，旁边是烟杂店和寿衣店，说：“这照相馆跟东方点心店有什么区别？”

悲恸

苏华照相馆开张没几天，大水就来了，马福大叔的房子塌了，他也就死了。马福大叔活着的时候，曾经对男孩说：“小出，以后你长大了就来接我的手艺，也摆个自行车摊吧。”男孩说等他长大了就实现四化了，那时候的人们不骑自行车，都开汽车，还会有漂在空中的气垫飞车，这是老师说的。马福大叔说：“我是跟你开玩笑的，修自行车太低级了，你要考大学，将来开气垫飞车。”不过他还是很伤感地说：“要是我死了，这条街上就没有修自行车的人了。”男孩心想，那也没什么要紧的，到处都有修车摊。等到他死了，男孩又想，马福大叔现在一定很开心地活在天上，不知天上有没有自行车，就算没有，他也可以修修别的，开锁配钥匙钉鞋掌收破烂什么的他都会。

在出事前的一段日子，马福大叔一直说到死，有点伤心，有点自嘲。他去苏华照相馆拍照，拍好了对摄影师说：“这个将来可以做我的遗像。”摄影师听了觉得很不吉利，哪有刚开张就给人拍遗像的？

马福大叔死的那个早晨，福婶正好去拉煤球了，不然她也得死在里面，到家看见这场面，很多人把压扁了的马福大叔挖出来，福婶长叹一声：“他上个月查出来得肝癌了，这下死痛快了。”

于是大家明白了，觉得马福大叔这么死了挺值的。

火化那天蔷薇街的人去了不少，马福大叔没小孩，大家凑个热闹。街道办鲍翠芬主任念了悼词：“马福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方屠户说：“鲍主任，你这就不客观了，我们谁怨过他？上次给我补的轮胎又漏气了我也没怨过他。”鲍主任说：“是是，你才是任劳任怨，这总可以了吧？”

男孩和方小兵两个坐在火葬场外面，方小兵现在已经是戴城聋哑学校的尖子生，他成绩优秀，能写会算，掏腰包的恶习已经彻底修正了，甚至可以说是忘记了，他变成了一个腼腆柔美的聋哑孩子。男孩从兜里掏出一张小照片，那是马福大叔的遗像，两个人望着半个月前的马福大叔，凭吊了一会儿，然后听见凄厉的哭喊声，那是福婶。男孩知道这是在火化了，他还听说火化的时候尸体会一下子坐起来，非常可怕。不知道马福大叔有没有坐起来。里面乱糟糟的，很多人跟福婶角力，一会儿福婶顶进去了，一会儿她又被拖了出来，一个不注意她又拖着三五个男人艰难地挪了进去，那三五个男人喊着号子把她又拽了出来。直到马福大叔真的化成一股青烟，男孩才松了口气。他们在外面等了很久，装着马福大叔骨灰的黑盒子端了出来，还有他的遗像。歪头和聋子客串了他的儿子，一个捧骨灰，一个捧遗像，坐在一辆破旧面包车的最前面，稀里哗啦地回到了蔷薇街。

此后一段日子，男孩在苏华照相馆里向外望，对面就是马福大叔家的碎砖烂瓦，福婶弓着腰在废墟上扒拉，捡出了马福大叔修车的工具箱，箱子被水浸过了，福婶打开箱子翻出了若干修车工具，还有无数的螺丝螺母，忽然惊叫一声，坐地上大哭起来。众人赶过去看，福婶从箱底摸出一个小塑料包，里面是一张存折，足足有一千两百块。这笔巨款是马福大叔辛苦一生偷偷攒下的。众人啧啧称奇，只有姐姐在看狄更斯的小说，她说这种事情书上早就写过了，怀疑马福大叔也看过狄更斯。

福婶从蔷薇街最穷的人家忽然摇身一变成为了有钱人。房管局把她安排到了白柳巷，两间朝南的房子，还带个小天井的。福婶不再悲痛，用那笔巨款给自己买了台电视机，享乐意识太浓厚了。第二年，林雪凤做主把她嫁给了一个鳏夫，轴承厂食堂里的厨子，有工资有劳保，比马福大叔强。福婶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且改了番号，只是大家喊顺了嘴，仍叫她福婶福婶的。男孩想，马福大叔的在天之灵一定很得意。

大水退去之后，林雪凤的寿衣店也开张了。林雪凤不是蔷薇街的人，有了门面以后她才出现在这里。她长着一张茄子脸，两头长，中间略凹，又是个三角眼，看上去命很硬。做这门生意的，命要是不硬，大概早就被克死了。八十年代中期，寿衣店是很罕见的，人们都认为这种生意应该做到火葬场附近而不是街道上，想撵走她，又没人起个头，就搁置了下来。这一搁置，寿衣店在蔷薇街上存活下来，生根发芽，以后恁谁也休想动得了它。

马福大叔刚死那会儿，福婶还挺怨恨林雪凤的，认为家对面有个寿衣店，就会倒霉倒出血来。后来林雪凤告诉她，寿衣店不倒霉的，很多住在寿衣店对面的人家都发财了，原因不明，统计学上非常可靠的数据。福婶将信将疑，挖出了存折就彻底拜服了，她倒还想住回原址，可惜那地方被房管局清理之后就成了个晒场。

林雪凤不太出来，常年缩在她那个阴暗的小铺子里，那是全城第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店铺。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不敢在蔷薇街上走夜路，觉得太阴森。店里还雇了个中年男人，他沉默寡言，眼圈乌青，人们搞不清他的路数，走过寿衣店只觉得后脖子发凉，转头一看，此人正缩在柜台下面，露出两个眼睛冷冷地看着自己。

最奇怪的是那只公鸡。

它是寿衣店豢养的家禽，立直了几乎有半人高，长着一个触目惊心的大肉冠子，通体透红，羽毛黑亮，眼神威严，走路的样子活像老干部上街。它来了以后，街上的母鸡们惨遭毒手，这一带并无一只公鸡，故而这个家伙找不到对手，就开始欺负猫。它仿佛对猫有一种深切的仇恨，下手非常狠毒，常常是像鱼雷一样直线冲向猫，啄对方的眼睛，也可以飞起来居高临下像老鹰一样抓猫的脑袋。猫被它的气势惊到，两回合就被撵上了房。

有一阶段，蔷薇街开始整治，各家各户都不准养鸡，鲍翠芬主任带头发动了两次战役，先是很礼貌地敲门，然后冲进去突击杀鸡，各家也就突击吃鸡，过节一样。轮到这只公鸡，要逮住它非常困难，因为它几乎就会飞了。

林雪凤说这只鸡是挡煞鸡，这是有讲究的，如果杀了或是吃了它，煞气就来了。鲍主任才不管这些，在她眼里只有自己才是煞，叫了几个人围它，鸡闪转腾挪从人裤裆里钻过去，振翅一飞，已经在树上了，大中午的开始打鸣。鸣声一起，各处角落里的猫都惨叫着蹿出来往外逃。鲍主任觉得很没面子，到别人家里借了一把米，想把公鸡引下来，它看也不看，自个儿蹲在树上找虫子吃了。看热闹的就说，这只鸡可他妈的不要脸呢，给它一只母鸡，它肯定飞下来骑上去就干，那时候照它脖子上来一刀是最爽利不过的。鲍主任觉得可行，可惜，找半天都没有一只母鸡可供做诱饵的，都被她宰了。

到了夜里，鲍主任又来了。鸡是夜盲。冲进店里一看，踪影皆无，搜不出个道道，鲍主任手下那些人也不太愿意在寿衣和锡纸之间寻找猎物。后来才知道，林雪凤的店面里有一层吊顶，这只鸡半夜是睡在吊顶隔层里的。

有一天长征小学组织踢毽子比赛，男孩必须自制一个毽子去老师那儿交差（踢不踢毽子随便他），其主要原料无非是铜板、垫片、塑料管子，以及公鸡的尾羽。男孩找半天发现这只挡煞鸡是唯一的下手对象，但又被它的凶猛所震慑，恰好姐姐是个踢毽子大王，尽管那会儿她已经读高中，不太玩毽子了，仍自告奋勇地替男孩去找这只公鸡的麻烦。

她先试了一下，挡煞鸡确实很难逮，普通的公鸡只要偷偷走过去，假装没事人，一把薅住尾巴就能得手，这只鸡不行，它太警惕，而且动作迅猛，当她的手沾到它尾羽的时候，后者已经窜逃出去五六米了。它像一个高傲的教徒，诱惑它吃米吃菜叶子，它视若无睹，深知这是撒旦的礼物。姐姐想了想，抱了一只猫过去，按在公鸡眼前。这只鸡着了道，它像是遇见了异教徒，向着猫猛扑过来，姐姐捏住了公鸡的翅根，拎起来，恶狠狠地将其尾羽拔了个精光，欢天喜地地走了。鸡回到地上以后，伤心欲绝，一头扑倒，后来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男孩的毽子赢得了众人的赞誉，那羽毛确实漂亮，他把它送给了罗佳。放学回家，看到鲍主任带着人在庆祝，原来那鸡自杀了，它郁郁寡欢地走到了居委会门口，正撞上鲍主任，鲍主任逮它，它根本也懒得逃跑，束手就擒，被一脚踩断了脖子。

人们以为鸡死了林雪凤就会跑路，可惜打错了算盘，她不但没走，而且还发了财。第二年她就戴上了金项链，手指上套两个金戒指，街上的人都觉得奇怪，平时看不见寿衣店有什么生意，以为它很快就会倒闭的。后来烟杂店的老鬼子说，寿衣店生意都是半夜里来的，那会儿大家都睡了，附近医院里死了人，就到她店里来置办寿衣，林雪凤和乌青眼平时很沉默，生意上门立即舌灿莲花，诱人把香烛纸钱骨灰盒全都办齐，有时还能卖出墓地，少则几十元，多则数百。众人听得热血沸腾，联想到穷苦的马福大叔攒下了一千两百块的巨款，看来做生意的确是发财的捷径。那一年农村出现了万元户，电视里大大地宣扬一通。戴城的人都觉得日子过颠倒了，农民和劳改犯现在比工人有钱。蔷薇街上有好几个胆大的都开始做起了地摊生意，跑到常熟批发一些衣服鞋子，也学着那群小摊贩，弄个被单往解放路的人行道上一铺，就地做买卖。有挣到钱的，也有亏本的，这更刺激，发财确实是各人各命，有没有命发财，总得试试看才知道。

这时林雪凤成为了蔷薇街的红人，因为她是个商业天才，她指导人们各种稀奇古怪的生意经，从数钱到借钱，从偷税漏税到对付街上收保护费的流氓，她全都知道。她告诉摄影师，借钱的时候，当着债主的面数钱，永远不要把最后一张钞票也点了，因为对方有可能会多给你一张，如果你把最后一张也点了，发现下面还有一张，债主就会讨回去。还钱给你是一样的手法，这是犹太人的数钱法。她还教育摄影师，写欠条嘛，能胡写就胡写，比如借钱的日期可以忘记写，这样，欠条就成了废纸。她同时又告诉方屠户，如果你借钱出去还收利息，那就应该在借出的时候就把利息从本金里扣除出来，这样人家才不敢赖账。蔷薇街的人都是挣工资吃劳保的，从来没见过这号人，一时都自愧无知，迅速把林雪凤捧到了天上。

她曾经建议摄影师不要开照相馆，那并不挣钱，什么才是挣钱的门道呢？去医院门口开大排档。摄影师很无奈地说，他对做菜既无兴趣也不在行。林雪凤说：“开大排档，只要地段好，狗屎都能卖得掉。”摄影师说：“我为什么要卖狗屎呢？”

这件事便宜了福婶。林雪凤把厨子介绍给了她，真是婚丧嫁娶全都包圆，顺便也指了一条发财之路给她。福婶的新男人开夜排档是再合适不过，于是就搬了两张小圆桌，十来把折叠椅，又弄了一辆黄鱼车，车上一应锅碗瓢盆和煤气炉，每天黄昏在医院对面做起了餐饮业。那是人流量巨大的地方，夜里有很多病人和家属出来找吃的，果然生意红火。摄影师曾经去吃过，那菜的口味完全不对，好像马福大叔还魂了炒出来的，问了才知道，原来这个厨子在食堂里只负责烧大锅饭，小炒并不是很精通。饶是如此，福婶还是赚了不少钱。

数年之后，林雪凤离开了蔷薇街，做起了墓穴生意，并且拥有了一家殡葬公司。寿衣店交给乌青眼管理（他占了少少一点股份），连同摄影师的照相馆，老鬼子的烟杂店，都只是挣点流水钱，难有作为。个体户发大财的时代过去了。倒是福婶，她的大排档终因恶评如潮而歇业，在林雪凤的斡旋下，福婶在解放路上某个不起眼的地方开了一家饭馆，这可不是普通的饭馆，专吃白事饭的，里面肃穆异常，桌子椅子都是黑色的，窗帘桌布都是灰色的，服务员都是乌青眼圈，而且，养了两只巨大的公鸡。一般人走进饭馆里面，立刻就会觉得压抑，再一抬头看见墙角有几个牌位，说不定还供着骨灰盒。懂事的人撂下十块钱，转身就走，不懂事的只好在服务员阴沉沉的狞笑中拔腿狂奔出去。

罗佳

小学时代，罗佳一直坐在男孩身边。男孩思想上有点早熟，从四年级开始就爱上了她，这当然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成了小流氓。这种早熟一方面来自他胡思乱想，另一方面来自于姐姐的课外读物，尽是些言情小说，男孩偷着看过不少。

男孩的学习成绩还不错，二年级加入了少先队，每学期都力争成为“三好学生”，虽然体育方面差到了极点，但至少能捞一个“好孩子”，那是专门为了德智体不太全面发展的孩子准备的荣誉。相比之下，罗佳显得平庸而简单，虽然她干净、漂亮、气质优美，但老师们并不因此就喜欢她，相反，这使她格格不入。

甚至连副课老师也讨厌她，美术老师发现她是色盲，绿和蓝分不清，音乐老师发现她是音盲，唱歌基本跑调，体育老师发现她没有一点运动细胞，连跳高都学不会。她不会跳橡皮筋，不会朗诵，不会做植物标本……如果排除掉上述一切，她仍然是个正常的女孩子，然而一旦把所有的缺陷都归拢在一起，她就成了个奇怪的人。很不幸，小学老师最擅长的就是罗列优缺点，然后按照这份菜单来鉴定出人本身的优劣。有一次马老师恶毒地嘲笑罗佳：一个长得不错却什么都学不会的女孩子，她长大了只能去做……马老师发出一声冷笑。男孩心想，她长大了只能去做冷笑的职业吗？

四年级的时候，国家教育部门发出了通告，所有适龄的孩子都必须加入少先队。以前靠努力获得的荣誉，现在变成了平均主义。男孩很不适应这种场面：在国旗下所有的人一起举起右臂，齐刷刷地行队礼，包括留级生、智障、打架大王，他们嘻嘻哈哈，一点没正经地窃取了胜利果实。

这些人之中也包括罗佳，男孩对罗佳入队表示欢迎，因为有过类似的先例，只要你长得好看，也可以优先戴上红领巾，但不知她为何如此背运，一直没能获得老师们的青睐。有一次男孩表达了这层意思，罗佳瞪大了眼睛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过了一会儿又说：“别以为你很努力，你再努力也是个歪头。”

这倒是实话。再努力也被人踩在脚底下，少先队的幻影反正已经像泡沫一样迸散了。

有一天下午的体育课，老师说今天练习翻跟头，就是鱼跃。不知道人们为何需要鱼跃，这门功课不太适合男孩，老师也怕把他的脖子拧断了，就让他在旁边看着。男孩看得无聊，偷偷溜回了教室，罗佳正独自坐着发呆，忧悒而无所谓，总之闷闷不乐。她是因为穿了皮鞋上课，所以被老师呵斥回了教室。

男孩坐在她身边。

这感觉有点奇怪，人们总是在人头济济的地方相遇，偶然有一天，这地方变得空荡荡的，他明明可以坐到别的地方去但不得不坐在她身边，因为他就是被安排坐在她身边。

罗佳侧过脸看看他。每学期开学她都会说：“给我看看你头是不是更歪了。”这次她说了同样的话。

男孩转过脸给她端详。

“好像比前阵子歪得更厉害了。”她闲闲地说。

“你骗我。”

“真的不骗你。”

她抬手把他的红领巾向右拨过去一点，本来它是六点半的方向，现在变成了七点四十分。她说这样可以显得脖子不那么歪。

男孩将信将疑地说：“这样会很滑稽吧？”

“不滑稽。”

男孩与罗佳之间可谓恩怨交错。他们之间最惨烈的一次，她抽了他一个嘴巴，他差点叼下她手上一块肉。最可怕的一次，她给他吃了一把蓖麻子，导致后者几乎丧命。最温情的一次发生在不久前，由于她长高了，必须坐到后排去，后排戴眼镜的李喻芳坐在男孩身边。第二天罗佳被同桌的男生摸了脚，她在课堂上给了他一个耳光，被马老师发配到最后一排，象征着耻辱和惩罚的位子上，孤零零地坐着。男孩遂于同日在李喻芳坐下来的时候抽走了她的凳子，她一屁股摔了下去。男孩也抱着书包来到了后面，罗佳在那儿向他笑盈盈地点头，致以欢迎。

此时男孩又低头看了看她的脚，横搭扣的黑皮鞋，把她的小脚裹成了一个近似椭圆的形状，露出好看的白袜子。一直以来她就穿着这双鞋，哦，他忘了她在长大，她可能换过很多双鞋但都是这个款式，令人觉得，这就是她身上的标志。在男孩身上也有着标签式的特征，他喜欢这样的人，至少让他不那么紧张。他看见马老师这种毫无特征、只有情绪蔓延在嘴角的人就觉得害怕。

罗佳忽然站起来，收拾书包打算离开。下课铃声还没响，这是一天中的倒数第二节课。男孩问：“你去哪里？”

“回家。”她挟着书包说，“你走不走？”

每天放学他们都是向着两个相反的方向走去，男孩从来不知道她住在哪里，也从未与她单独出去玩过。显然，患难与共的经历令她对男孩的好感陡增。男孩正犹豫着是不是该为了她而逃课，她说：“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吧。”

他义无反顾投笔从戎收拾了书包跟着她走。

溜出学校，方向在东边，罗佳走得很快，男孩努力跟在她身后，心里揣摩着到底什么地方才称得上好玩。她带他跳上了公共汽车，花一角钱买了两张车票，汽车横穿市区，开了很久很久，起初他还觉得新鲜，后来晕车的感觉愈发强烈，觉得从胃里快要跳出一只猴子来。黄昏时罗佳一声令下，下车，又被莫名其妙地抛在了城郊的一座桥下。男孩两脚着地时，嘴巴也差不多扑向地面，好像要把地球啃下一块，最终吐出了一串黄水。

“这是哪儿？”他虚弱地问。

“监狱。”

男孩抬头望，原来他就在监狱的围墙下面。彼时他尚年幼，高墙显得更高，一轮残日蘸入远方的河道，衬出岗楼上背着刺刀枪的飒爽身影。

“我们为什么要来监狱？”

“我爸爸在这里。”

男孩小心翼翼地问：“你爸爸……他是在这里看监狱呢，还是坐牢？”

罗佳说：“当然是坐牢。”

男孩诧异地想，美丽的罗佳，她的爸爸竟然是个在押的劳改分子。有一种轻微的幻想破灭和轻微的幸灾乐祸，忍不住追问下去：“你爸爸犯了什么罪？”

“他嘛，赌钱，把家里全都输光了。”

“判了多少年？”

“问那么清楚干吗呢？”

她走到桥边，爬上桥栏杆并扭身坐在上面，两条腿晃悠着，表现出一种轻松感，完全看不出家里已经输光了的样子。男孩不无悲哀地想到了自己的爸爸，赌棍的女儿尚且还能这么光鲜照人，看来摄影师连赌棍都不如——这一年照相馆刚开张，钱全都砸了进去，他已经连续两个月没吃到肉丝以上的荤菜了。

男孩也坐在桥栏杆上，夕阳从他们的背后照出两条颀长的影子，他在她左边，脑袋歪向她的肩膀，看起来倒像是一对情侣。在教室里他坐她右边，很难体会这种感觉。

“你是带我来探监的吗？”

“今天不是探监的日子。”

“那为什么要来这里？”

“你真啰嗦。什么都别问，陪着我就好。”过了一会儿她说，“星期六，他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出来，如果运气好就能看见我爸爸。”

男孩想知道他怎么才能出来，越狱？但罗佳不再回答他，她坐在桥栏杆上伸了个懒腰，双手高高举起，影子一直摸到了对面的路肩。一艘机帆船散发着浓郁的柴油味道，从他们的屁股下面驶过。黄昏是浪漫的，在她小小的身上，男孩嗅到了一股成熟的味道，这未免太早，未免太让人不可企及。

监狱的大门打开一条缝，两个穿囚服的犯人各提着一个铅桶走出来，到河边打水，身边并没有一个警察跟着。“哪个是你爸爸？”他低声问罗佳。她跳下来，伏在桥栏杆上看着他们，并朝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男孩也下来了。犯人始终没有朝他们看一眼，犯人打水，起身离开，往监狱里走去。只是在走上桥堍的一瞬间，其中一个人抬头，向他们俏皮地吐了吐舌头，罗佳一笑，那就是她的爸爸。和所有的犯人一样，他剃着光头，夕阳照得他的脑袋像个大桔子。

等到他们进去之后，很快又出来另外两个犯人，也是提着铅桶。罗佳说：“我们走吧。”

“这就走了？”

“走了，他今天不会再出来了。”她说，“今天运气很好，他排在第一个。”

他们过桥等公共汽车，等了很久。男孩说：“要是他跳下河，就能逃跑啦。”她靠在公交车站牌生锈的杆子上，略带疲倦地说：“那他就会被一枪打死。”

天黑时他们踏上了开往解放路的公共汽车，男孩饿了，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白煮鸡蛋给他，吃了半个把他噎住了，她抡起拳头照着他的后背猛捶一通。车子上只有他们俩，直到进入市区才上来了一些下班的工人，车开得飞快，拉着车杆的人很像是很多年后见到的钢管舞者。这一路上他没再晕车。

过后，罗佳警告他，关于她爸爸坐牢的事情不许在学校里说。男孩巴不得她提出这个警告，这意味着，囚犯爸爸乃是他们之间的秘密，因为有了秘密，故此产生了休戚与共的滋味，可恨他没有什么秘密可以和她分享。男孩只能说：“过几天我带你去看我爸爸，他是开照相馆的。”

她对照相馆很感兴趣，有一天下午，她真的跟着他来到了蔷薇街。走进苏华照相馆，姐姐在柜台里面站着，姐姐也很吃惊，没想到男孩带了个漂亮的小姑娘回来。在摄影师的安排下，罗佳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姐姐说：“嘿，和顾小山再拍个合影吧。”罗佳犹豫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姐姐有点失望，罗佳说：“我走了，什么时候能拿照片？”男孩说：“过两天我带给你。”罗佳又露出了那种令人费解的神色，仿佛有什么不快，又难以说出来，或者她根本不想让人知道。

她说：“那你别忘了。我走了。”

她走了以后，姐姐问男孩：“真的是你同学吗？”

“是啊。”男孩说。

“看上去比你大很多，这小姑娘怎么会这样？”

“因为她爸爸是个劳改犯。”男孩低声告诉姐姐，同时意识到自己破誓了，这件事他不应该告诉任何人的。

回到学校，男孩觉得他和罗佳走得更近些了。因为逃课，而且逃掉了最重要的课——周六下午的大扫除，于是被马老师惩罚做一个月的值日生，每天放学留下来扫地抹桌擦黑板，他得以和罗佳流连于学校，薄暮时分双双离开。这时学校已经变得冷冷清清，连老师都下班了，男孩会与她同路，向着与蔷薇街相反的方向走，一直走到一个邮局门口才转头绕回家。这样的行程不必再列队，他走在罗佳的左边，一直是左边。她背着双肩书包，铅笔盒子在里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男孩觉得这一个月过得真是高兴，可惜暑假就快要来了。期末考试前的某一天，马老师忽然在课堂上宣布：“罗佳，你爸爸是个劳改犯。”众人哗然，她像是被人掴了脸似的，愕然转头看男孩，眼睛里充满了恐惧。男孩赶紧说：“不是我传出去的。”马老师鄙夷地说：“你有什么资格传这个？学校对你们每个人的动向都了解得非常清楚！”

罗佳强忍着眼泪，但禁不住它们无声地掉落。马老师看来打算赶尽杀绝，继续说：“罗佳的爸爸，是一个赌棍，他输了很多钱，年初去偷东西被抓住了。同学们，要记住啊，犯罪是可耻的，严打是无情的……”下面有人问：“马老师，罗佳的爸爸判几年啊？”马老师指指罗佳：“你自己告诉大家。”罗佳趴在课桌上一头扎进肘弯，马老师响亮地宣布：“有期徒刑六年！”罗佳猛抬头，拉开凳子，像一只出笼的小鸟般扑棱棱飞出教室。马老师未及呵斥，她已经跑过操场，消失在校门口。卫生委员提醒道：“马老师，罗佳今天值日生还没做。”马老师镇定地说：“顾小山一个人做。”

等到所有人都消失后，夕阳照在玻璃窗上，世界变成焦黄色。男孩独自扫地，将灰尘扑打得四散飞扬，呛得他自己都待不下去了。他又擦掉了黑板报上的几个字，把“社会主义好孩子”改成“土会主义女孩子”，这种留级生才玩的无聊把戏，获得了一点快感，既搞破坏又搞自残的，但快感很快过去了，他又伤感起来。

马老师是个麻烦精，她本人当然很残酷，但她并不是有意要这样。她主要是觉得班上太清静了，必须弄出点话题来让大家惊悚一下。等到大家真的惊悚了，她便开始行使真正的权力：让你们丫的全闭嘴。掌握了她的这种心理，无论她说什么男孩都不会难过了，也不闹，他除了低头有点费劲之外，其他一切都很配合，她觉得男孩了无生趣，一副已经被虐待成渣子的模样——谁愿意去嚼那些被人嚼剩下的甘蔗呢？男孩一百次地告诉罗佳：对于马老师，甭理她就行，她劲头上来了谁都拦不住，劲头过去了就好。但是罗佳不理解这一点，或者说，她装不出那副渣滓的模样。

四年级就这么过去了，升五年级之后马老师不再担任班主任，她轮换去教一年级的学生，新一拨倒霉蛋替代了他们的位置。男孩对罗佳说，你看，坏日子总会结束的，只要你熬得住。

她再也没有带他去过监狱，虽然她仍经常在星期六的下午消失，逃掉一节大扫除课，或更多。老师有时会问班长，罗佳呢？班长摇头。老师的目光转向男孩，他也摇头。是的，人们固然知道她是囚徒之女，但人们并不知道星期六的下午她去了哪里。男孩甘愿坐在教室里，假如他和她一起跑掉，那就太醒目了。但愿歪头男孩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与你分享秘密的人，唯一可以安慰你的人。

有一天她没能逃掉，新来的体育老师把她从校门口截了回来，这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家伙，长得孔武有力，脸上密密麻麻的陈年青春痘。他很不好说话，发了几个皮球给学生，让他们自由活动，然后就把罗佳揪走了。

体育老师有一间器材室，就在大礼堂后面的夹弄里，被一片肮脏的泡桐树遮挡着，非常安静，轻易没有人过去。他掌管着钥匙，有时你会看到他很抑郁地站在器材室门口抽烟，时髦的健牌，醒目的白色过滤嘴，一件深蓝色的球衫，袖子上有两道白色的条纹从肩膀直到手腕。他扔掉香烟，走到单杠边上，那是小孩子玩的单杠，他平举起双腿给自己做了二十个引体向上，走到一边，又点起一根健牌。他的香烟抽得比语文老师还厉害。

自从他来了之后，器材室一带就成了禁地，轻易没有人敢过去。他经常把学生揪进去，反锁上门，几秒钟之内传出惨叫和痛哭，好像刑房一样。他揍人比什么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厉害多了，六年级的一个皮大王在开学第二天就被打成了哑巴，整整一个月说不出话来，上课都瑟缩在墙角。该生的家长还跑到学校来表扬，说这孩子平时打骂都不管用，落在体育老师手里算是现了原形，现在乖多了。当然，事情也有闹大的时候，不久前他打了男孩班上的女留级生，绰号叫野兔子的，野兔子的家长来寻仇，被体育老师一通乱揍，她的爸爸和哥哥全都趴在了地上。

人们畏之如虎，连同角落里的器材室。当罗佳被揪走时，男孩觉得自己的膀胱像火烧一样灼痛。她消失在了泡桐树后面，她还来得及回头看了一眼，知道自己要挨揍，但眼神里没有什么恐惧，仅仅是显得茫然失措，又带着闷闷不乐的神色。

野兔子说：“我们去看看吧。”

“看什么？”

“看罗佳挨打啊，你不想看吗？你最喜欢罗佳了。”野兔子对男孩说。

野兔子召集了一些同学，蹑手蹑脚走过去看热闹，男孩混迹在人群里忐忑不安。器材室的门已经反锁，里面很安静，根据一般经验，罗佳很快就会爆发出痛苦的尖叫，但他们等了好久也没听到动静。野兔子趴在门上，穿过一条窄窄的缝隙朝里面瞄，忽然，她直起身体，激昂而悲壮地回过头对后面的人大喊：“噢！他在强奸罗佳！”

器材室的门哗地拉开，高大威猛的体育老师填满了黑漆漆的门洞，他惊愕地看着野兔子。野兔子不依不饶地喊道：“你在强奸罗佳，你扒她的衣服！我要告诉校长去！”说完一溜烟跑了。

罗佳从里面走出来，她的半边衣服被撕裂，从肩膀到脖子一侧有一片明显的红印子。她把挂下来的衣服遮住了伤处，轻声说：“他没有强奸我，是我要跑，他抓我，把衣服撕开了。”

可惜野兔子已经一路大喊着跑向人头济济的办公室。

罗佳的脸抽了一下，像是吃饭时候咬了舌头，她懊恼地摇摇头说：“我回家了。”走出去几步，又回到器材室里，拎出一只黑色搭扣皮鞋穿上，她就这么走了。

那天大扫除时，野兔子始终在讲着强奸的事。男孩争辩说：“罗佳没有被强奸，她自己都不承认。”野兔子说：“笨蛋，歪头，没有人会承认这个的。就算没有强奸，也是强奸未遂嘛。”男孩听得云里雾里的，野兔子已经发育了，她是女生，她懂得比别人都多。李喻芳说：“小学生不能强奸的。”野兔子信心满满地解释道：“罗佳已经可以强奸了，她来月经了。”

猫脸曾经告诉过男孩，雷锋的妈妈就是被强奸的，白毛女也是被强奸的，甚至是革命烈士江姐，国民党也曾经想要强奸她，被她怒目而视地痛骂：“畜生！”于是国民党吓跑了。猫脸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一脸淫笑，然后说，强奸是要被判刑的，白柳巷的王国栋因为强奸了一个女人最近被枪毙啦。男孩不明白强奸，仅仅是理解了强奸的意思，后来他还去问姐姐，什么是月经啊，被她一脚踢到了墙边。很长时间，他等待着罗佳的归来，也等待着体育老师被抓走，但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

有一天体育老师试图把李喻芳也拽进器材室，后者大哭起来，说：“不要强奸我！”体育老师的脸色铁青，伸出去的手僵在半空，他说：“谁说我强奸？”李喻芳大喊：“他们都说你强奸了罗佳，而且，你会把我们一个一个都强奸过来的！”

乱糟糟的秋天过去以后，连体育老师都消失了，据说是调到了县城的一所小学，比长征小学更糟糕的地方。男孩仍坐在最后一排，背靠着黑板报，矮小畸形，这下子显得孤零零了。有一天，新的班主任命令他坐到李喻芳身边去，她还是不乐意，但总算没有再哭，大概免遭强奸的际遇让她坚强起来了。男孩不关心这些，他只知道，罗佳是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就去问野兔子：“为什么体育老师没强奸你？”野兔子不耐烦地说：“你这个神经病，怎么还在惦记这件事？他谁也没强奸，我造谣一下而已，把他赶走了。我厉害吧？”男孩愣了很久，才说：“你这个骗子，妓女，臭留级生。”说完挨了她四个耳光。

男孩在小学毕业那年翻弄照相馆里的照片，很多人的脸凑在一起，很好玩。陌生与熟悉的，美丽与丑陋的，他找到了马福大叔，找到了屠户，找到了关文梨。他把这些脸拼起来觉得像是个特别的游戏，比如，方屠户和关文梨有什么联系呢，福婶和厨子的结婚照边上凑上了马福大叔会不会很滑稽呢。他在无意中看到了一个女孩，那是罗佳，干净，漂亮，平淡，眼睛里闪烁着她固有的犹疑。她的不信任，不只是面对着快乐，甚至连男孩的悲伤都是有问题的。男孩记得他把照片全部给了她，连同底片，但居然遗落了一张，真是有点奇怪。

他很矫情地对着照片上的罗佳说，但愿你知道，有一个男孩他仍然记得你。

那个男孩是谁呢？

那个男孩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