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跳舞时代（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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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我爸爸在蔷薇街13号搞他的照相馆，那时他是全城跳舞界的名人。顾大宏少年学舞，得自解放前上海滩舞厅的真传，中年丧妻，不肯续弦，没有人管着他。他长得好看，又爱穿西装，甚至打领带。种种一切，把城里想学跳舞的女人全都引到了蔷薇街上，她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搂着他，没有音乐。他们像做早操一样喊着一二三四，在照相馆对面的晒场上转圈圈。

那些女人大多步入中年，她们很时髦，通常都烫着头发，穿着街面上流行的衣服，有的还喷洒些香水，气味浓烈，不过我姐姐说那只是香波或者花露水而已，真正的香水不是这样的。她们一茬一茬地来，跳舞之余，有时在我爸爸的照相馆里拍张照，有时更滑稽，来拍照的女人看见我爸爸教跳舞，在拍照之余她们也要求加入学员行列。街上被她们搞得闹哄哄的。那会儿跳舞还是一项禁止的娱乐，最起码不能在街上公开跳，也不能有营业性的舞厅，街道主任鲍翠芬就冲了过来，指责我爸爸有伤风化。这些女人对鲍主任一概嗤之以鼻，并用我爸爸日常所说的话回敬鲍主任：“毛主席还跳舞呢。”我爸爸本人，他是从来不敢对鲍主任提及毛主席的。

对于开放时期受禁阶段的交谊舞，人们的态度很矛盾。比如不爱跳舞的人，说这是淫乱活动，应该取缔，并且把摄影师顾大宏之类的渣滓都送去劳教；比如爱跳舞的人，说交谊舞是一种健康运动，活动活动筋骨，跟做早操没啥两样。这两种思潮都有点说不过去，跳舞不该坐牢，也不该像做早操。如果折中一下，跳舞，它只是跳舞，那人们又会说，这是放屁，世界上有那么单纯的事情吗？

我爸爸之所以没有被送去劳教，在于他的谨慎和潇洒，他教跳舞不收钱！当时有一些老头子就靠这个挣钱，虽然也没把老头子送去劳教，但我爸爸这种中年美男就很难说了，他正是坐牢的好年纪。不过他也不是省油的灯，经过跳舞培训，一传十，十传百，蔷薇街上的苏华照相馆很快挣来了名声。太可悲，他自诩为戴城top10的摄影师，结果却靠出卖色相来维持经营。

我姐姐讨厌他不务正业，然而她很快就明白了道理所在。当时顾小妍念高一，是个贪财的女孩，喜欢身上有点零花钱，买书买零食买衣服，既然能挣钱，她就不说什么了。我们家穷得太久，已经没资格再嘲笑金钱了。后来我姐姐说，这就好像商场门口的游戏机，游戏机并不能维持商场的开销，但它带来了人流量，做出了市面。我爸爸就是这台游戏机。

由于名声太响亮，后来的事情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那些上门学艺的女人不再是清一色的时髦阿姨，她们的档次逐渐往下降，有的烫了很难看的鸡窝头，有的穿着纺织厂的工作服，有的大嗓门，有的斜眼睛。这他娘的太扫兴了，我爸爸硬着头皮对付了一阵子，自己也觉得很没脸，他藏起了自己心爱的囚服西装和黄皮鞋，打扮得像个工人师傅一样，但阿姨们仍络绎不绝，丝毫没有看不起他。最后有个卖皮鞋的阿姨送给了他两双小方头的牛皮鞋子，并叮嘱我爸爸，下次再教她跳舞，他必须穿上她送的皮鞋。

我爸爸中年以后的红颜知己，就是关文梨，她那时在一个文具品商场里卖毛笔，贼贵的那种货色。与她当初炸油条一样，她的美貌以及破鞋的历史让人们对她格外青睐，戴城所有的书法家都在她的柜台上买毛笔，然而毛笔毕竟是奢侈品，普通男人再也不可能像买油条一样的排队接近她了。

她仍然爱着我爸爸，她跳舞都是我爸爸教的，可是在一九八五年他们之间出了点小问题，那是顾大宏大红的一年，他的门口才排着队，而她那边反而冷清了。有一天她来苏华照相馆找我爸爸，听见碧波饭店的女老板扬言，只要顾大宏愿意，她随时可以嫁给他。关文梨有点受不了，她默默地走开了，后来她转投一个绰号叫“老克拉”的家伙门下，跟着另一伙人跳舞。我爸爸呢，因为太热闹，并且他也没打算娶任何开饭馆或是卖毛笔的女人，时间过去，感情渐淡，竟也没有再去找关文梨。

那时各个单位里都有内部的舞会，我爸爸常去。他对场子的要求很高，最起码得是水磨石的地坪，最好是木地板。他最为中意的地方是靳家花园的商业系统俱乐部，最烦纺织厂的食堂，那地坪实在太糟糕了，用来开批斗大会还差不多。他没有固定的舞伴，也就是所谓的“舞搭子”，人们觉得他过于清高，不过很快也就理解了，像他这样一个以传授舞蹈为己任的人，是不应该有固定舞伴的。他是蜜蜂，而她们是花朵。他的舞票（或曰入场券）都是别人送的，每每孤身一人骑着自行车去舞厅，就地挑选舞伴，如果没有合适的舞伴他宁愿不跳舞，就在边上看一会儿。被他邀请的女人都有一点点得意，他从来没吃过皮蛋，也没有发展出更深入的感情，甚至连手帕交都没有一个。这成为他的风格、特色、标签，以及做人的原则。

即便如此，他还是闯了祸。有一天一个女人的丈夫找到了他，把他堵在照相馆里，说：“你要是再敢带坏我老婆，我就打断你的腿。”我爸爸想半天不知道他老婆是谁。后来他也想通了，就开始教男人跳舞，最起码在有人上门打腿的时候，看见一帮男人在，可以收敛些。最起码，他可以让自己不那么像个色狼。

2

有一天，从工人文化宫来了两个美艳的阿姨。她们正是我爸爸最喜欢的那种，水蛇腰，不穿外套，一件紧身毛衣勒出身体的线条，中年已婚育妇女特有的妖娆。她们站在照相馆门口问我：“顾大宏呢？”我指了指摄影室。他从里面探出头来。她们自我介绍了一下，说：“文化宫也要搞俱乐部，我们想请你来教跳舞。”

顾大宏说：“我跳得不太好，你们可以去找老克拉。”

她们说：“老克拉是个流氓，他迟早要被送去劳教的，还是你的名声比较好。顾老师，你不要谦虚，都知道你是跳舞拍照双冠王。”

顾大宏说：“我要看店……”

她们说：“我们要拍一批工厂机关的宣传照片，做展览用的，有补贴。你来拍照，教我们跳舞。”

无法抵抗的诱惑，既有钱又能玩，还能体现他艺术家的本色。于是他换上皮鞋，套上西装，又问她们要不要带照相机，她们说照相机不必，文化宫的器材比他那个破玩意儿好多了，他就跟着她们走了。临走让我找小妍顶在店里，一般的冲印生意她还是可以接的。

那时工人文化宫已经不太像是工人去的地方了，碰碰车和高空脚踏车，录像馆和溜冰场，乱糟糟的电子游戏房，都是为青少年准备的，到了晚上全是小流氓。那两个美艳阿姨抱怨说，好好的工人文化宫，已经没有工人的容身之地了，领导让把舞厅开出来，管他娘营业不营业呢。半营业！这总可以了吧？

顾大宏点头附和，是啊是啊，跳舞是高尚娱乐，没啥可禁的，看吧，今年年底之前肯定开禁。

文化宫舞厅已经装修好了，诡称工人俱乐部。那是一个大厅，灯光音响俱全，只可惜水磨石的地坪还不够滑，顾大宏建议他们洒点滑石粉，更适合跳华尔兹。那两个阿姨认真地记下了。好多男女坐成一圈等着我爸爸来教舞蹈，其中还有当年揍过他的两位，当然他们已经不太记得这件事了。在那里，顾大宏教了他们各类交谊舞，慢四荡三最简单，快三伦巴不容易，有人想学探戈的，我爸爸摇头，探戈你就算学会了也找不到人跳，还是从简单的开始吧。一群人跟着他磕磕绊绊。忽然走过来一个面色绯红的中年女人，我爸爸一看就头大，是胖姑。

胖姑说：“大宏，真没想到你还会跳舞，以前苏华都没告诉我。”

顾大宏说：“苏华以前也不知道的。”

胖姑说：“你要教教我。”

顾大宏说：“可以的。你先把手里的瓜子放下。”

教胖姑跳舞太费劲了，我爸爸很快汗流浃背，体力耗尽，感觉自己像个搬家具的，脚上被踩得一塌糊涂，很后悔穿了一双新皮鞋过来。教了个七七八八的，我爸爸累趴了，坐在折叠椅上喘气。胖姑站着，手里又多了一把瓜子。我爸爸问她，怎么会想到来学跳舞。胖姑说：“大龄青年舞会呀，他们说我也是大龄青年。”

胖姑与共和国同龄，共和国都换了好几茬领导了，她还没找到一个男人。当时，各地以大龄青年交流活动的名义组织起舞会，打打擦边球，抗衡国家禁令。像胖姑这样的，别说公安局，就是国务院都不敢禁止她出来寻找伴侣，遂被文化宫请来做挡箭牌。我爸爸听了暗中摇头，心想就凭胖姑的资质，在舞场上怕是很难找到匹敌的，看她站得很累，就让她坐下一起聊天。胖姑说：“这儿的椅子不经坐，我都坐坏两把了。”

我爸爸开照相馆那会儿借了胖姑的钱，一直感念她的友谊，所以尽心尽力地又教了她几天，胖姑是真学不会跳舞，也找不到男人。舞厅里的人不免觉得奇怪，以为顾大宏口味独特，就喜欢胖的，实际上他是有苦难言。过了几天，胖姑不来了，我爸爸才松了口气，没想到胖姑去了苏华照相馆，把他教跳舞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小妍。

是的，小妍说过，他只是商场门口的游戏机，现在这台游戏机自己跑了。照相馆有好几天没开张。做这种生意的，如果让顾客吃过一次闭门羹，下回人家就绝不会再来。我姐姐越想越生气，更兼胖姑在后面添油加醋，把顾大宏说成了万人迷：他跳舞时脚底像抹了油一样，皮鞋锃亮，西装笔挺，哎呀呀，跳芭蕾的都没有他好看。一想到跳芭蕾的男人穿着紧身裤，胖姑就有点害羞，这个比喻真是太下流啦。于是胖姑又说：他跳舞跳累了就坐在一边，男的发给他香烟，女的擦了火柴给他点烟。

小妍说：“他什么时候会抽烟了？”

胖姑说：“我听见有女的说，这个男人抽烟的姿势真好看，而且，难得他的嘴巴一点味道都没有。”

小妍大怒：“凑得这么近，连嘴巴都闻到了？”

胖姑挺难为情地说：“我闻了闻，真的没有烟味。”

小妍听到这里就骑了自行车去找碴。那是黄昏，各处的小流氓都聚集在文化宫，看见她来了，都朝她吹口哨。她没理，停了车子直杀进舞厅，只见灯光旖旎，女人们全都穿着蝙蝠衫，血红的，雪白的，豆绿的，鹅黄的。我爸爸正坐在折叠椅上，头发梳成中分，一身囚服西装，跷着二郎腿抽烟，鞋底粘两枚瓜子壳。

小妍说：“顾大宏，出来！”

蝙蝠衫们一惊，以为正主儿上门了，发现是个小姑娘，漂亮而时髦，小小年纪就烫头发。我爸爸赶紧解释：“我女儿。”女人们说：“噢，遗传你啊，天生鬈发。”我爸爸来不及敷衍她们，夹着尾巴跟了出来。一路上又是口哨四起。我爸爸觉得奇怪，这丫头怎么那么招流氓？小妍说：“自从你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全城的小流氓都朝我吹口哨。”

回家以后总算是解释清楚了，原来教跳舞还可以接摄影的生意，这是横财。我姐姐勉强答应了，并提醒他，不用太费心，拍好了照片挣到了钱就赶紧回到店里。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她也就是趁着我妈过世了，敢对我爸爸指手画脚。为了补偿她，我爸爸买了一件湖蓝色的蝙蝠衫送给她。这是当时最为时髦的衣服，双手伸开很像蝙蝠，胳肢窝里夹两个炸药包都看不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流行这么难看的衣服。小妍很喜欢，还打算配条牛仔裤，这又未免太时髦了（当时的高中生是绝对禁止穿牛仔裤的），会引来更多的口哨。

这件事结束以后，有一天硫酸厂来了一批青工，他们都是刚从学校毕业、还在培训的小青年，由于我外公活着的时候是硫酸厂的名人，因此顾大宏在那里也很有号召力。他们生拉硬拽，把他劝到了厂里去教跳舞。为了照顾我姐姐，劳资科长答应给我爸爸一个招工名额，可惜她要考大学，但顾大宏仍可以推荐其他应届高中毕业生去硫酸厂上班。那是效益很好的国营大中型企业。蔷薇街上的人起初对顾大宏抱有成见，后来发现他以舞会友，神通广大，还有招工名额，附近街面上的应届生就全都来了。这造成了一个现象：他不再混迹于中年阿姨之间，而是小姑娘，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们丰润美好，天真可爱，年龄和我姐姐差不多大。这下隔壁的方屠户看不下去了。

屠户那时还在卖肉，他也快四十岁了，当年的潇洒和勇猛已不复存在。他曾经爱过我的红霞小姨，后者在他心里，永远定格在十八九岁的模样，屠户活到四十岁的时候，看见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就会动情，但谁会搭理一个卖肉的中年男人呢？

屠户先是跑到照相馆，和我爸爸谈心：老顾，你要是正经娶个老婆，大家都能理解，但你现在这样胡搞，太对不起李苏华了，反正你们家老一辈的人都死挂了，也没人管你，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会犯错误的，大耳朵和李红霞要是还活着肯定一枪崩了你。我爸爸说：“我没打算结婚，我就想这样。”方屠户被气了一下，过了一阵子，屠户的丈母娘去世了，他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回乡下的娘家奔丧，留了屠户一个人在家，其乐无穷也有点寂寞，他戴着一个黑臂章来我家了。

“教我跳舞。”

顾大宏嘿嘿地笑了：“想学啦？”

屠户说：“现在就教。我也想通了，我要像你一样风流。”

顾大宏说：“你丈母娘刚死，这不太好吧？”

屠户说：“过了这次就没机会了，我丈母娘又不会死第二次。”

于是老三篇，慢四荡三华尔兹，方屠户的两只手带着浓重的肉腥味搭在我爸爸身上，看得人心里发毛。屠户家里有一台单喇叭的录音机，他是流行音乐爱好者，攒了很多磁带，趁此机会都搬到我家，这下不用干喊口令了，而是播放着各种舞曲数着节拍。屠户也没亏待我爸爸，把单喇叭录音机送给我姐姐学英语，自己去搞了一台进口的三洋四喇叭。

顾大宏这时才发现，屠户是个跳舞的天才。才两个晚上，他就把该学的都学会了，联想到他年轻时候在枪林弹雨中蹦跶，子弹都打不到他，看来运动细胞是绝对一流的。第三天晚上他自认可以出去招摇了，就换了身干净的衣服，摘了黑臂章，跟着我爸爸跑到文化宫俱乐部。那会儿，他丈母娘尸骨未寒。

屠户也是这一带的名人，很多中年人认识他，在猪肉供给很紧张的年代里（长达三十年），过年过节都会托他弄点热气肉。到了一九八五年，副食品供应已经日趋丰富，但大部分的女人们还是记得凭票买肉的艰难时光，谁他娘的能肯定这种日子不会回来呢？都不敢得罪他。屠户腆着肚子走到某个蝙蝠衫面前，大声说：“来！”其口吻完全就像在肉摊上扔出三两猪肝或是半斤排骨，蝙蝠衫只能强忍着恶心站起来，被他搂住，一路转向舞池。

屠户的舞技比很多初学者都强，但他有个很糟糕的习惯：跳舞的时候抽烟。这根烟有时在他嘴巴上，往往正对着舞伴的鼻孔，舞伴只能像跳探戈一样扭开头。有时香烟在他右手，那就是舞伴的腰里，偶尔的，会把人蝙蝠衫的胳肢窝烫出个洞来。有时在他左手，也就是舞伴的右手，像两个钻木取火的原始人在庆祝。有次跳完了舞他找不到左手的烟了，发现留在舞伴的指缝里了。即使他不抽烟，耳朵根子上也会夹着一根，或左右各一根，他随时都会把它摘下来塞到嘴里。

他活年轻了，在他老婆离家的日子里，他用《北国之春》的曲调高唱：“真由美啊，大腿张张开！”又用英语猛唱道：“三刻丝、三刻丝、三刻丝、三刻丝！莫妮卡啊！”听者无不绝倒。这么癫狂了好几天，丈母娘火化的时候忘记去了，事情终于败露。

有一天下午屠户在文化宫俱乐部跳舞，他老婆终于忍不住杀了过来，看到花花绿绿的场面，站在门口悲泣，硬是没敢进来。不过她还带了两个来自乡下的弟弟，也就是屠户的小舅子，事实证明花花公子最怕的就是孔武有力的小舅子。他们两个，一个养猪的，一个劁猪的，冲进舞厅，像对付公猪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掰开屠户的手，将其与舞伴分离开来。舞厅工作人员前来阻拦，那两个小舅子表明了身份，工作人员只能向屠户摊摊手，表示无能为力。比较可气的是那个舞伴，她早就看不惯方屠户，只是敢怒不敢言，此刻指着他哈哈大笑，说：“知道你会有这一天。”

屠户很遗憾，他对舞伴说：“你他娘的真不上道。”然后被两个小舅子架住胳膊倒拖了出去。

3

我姐姐一九八四年在市一中直升高中部，那是戴城比较有名的重点中学，但不是最有名的。这很要命，这意味着该校的女生都还不错，又漂亮又聪明，同时又不是书呆子。流氓要是不来这里，真是对不起她们了。

那会儿我爸爸把“早晨”发表在日报副刊上，很多人都看到了。照片上的小妍美得冒泡，集中代表了八十年代女中学生的风貌。一开始她自己也美得冒泡，不料引来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堵在市一中门口对她吹口哨。具体来说，都是些小混混、青头鬼、穷困潦倒的流氓，偶尔也有时髦的。如果说他们是专程来堵她的，那会让她美死，也不太现实。真相是，他们本来就无所事事，市一中附近恰好是青年宫，招惹是非的地方，他们顺路过来吹吹口哨，而命中她的概率由于那张公开发表的照片存在，变得尤其的大。

吹口哨分为好几种。一种是在擦身而过的时候，低声地吹一下，带有一个弯曲向下的尾音，表示暗暗的倾慕和欣赏。一种是像逗鸟一样，啾啾啾地吹，有点急不可耐，表示需要获得回应。一种是在人群中发出大力的唿哨，盖过了一切声音，那表示他是个戆卵。这些小妍都遇到过。

那时她是个美好而文艺的人，抄了很多歌词在小本上，既有流行歌曲也有外国民歌，从“池塘边的小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到“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大概有两三百首。星期天的下午她会坐在照相馆的柜台里，对着歌词本子唱上几首，高兴了唱一个下午。我在旁边做功课，听她唱歌，街上传来伴奏的口哨声。我说：“有人吹口哨啦。”她收声倾听，口哨声又没了。她说：“真的有人吹口哨？”我说：“你自己听不见，等会儿你再唱。”她唱了起来，口哨声又来了。她停下歌声对我说：“出去看看。”我跑出去，口哨声又消失了，街上往来的人都很正常，看不见有什么小街痞。这很像是幻听。

小妍说过，对付口哨，最有力的回击就是同样用口哨嘘他。这是很大胆很厉害的行为。我去市一中门口看过，有人对她吹口哨，她像所有的少女一样低头疾走，没有胆量回击。她也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一下自己的厉害，并不能真正付诸于行动。不过，同样是低头疾走，别人都会涨红了脸，她是神色诡异，嘴角带着一抹轻笑。

我问她：“你怎么不把口哨吹回去呢？”

她说：“你真想让我像个阿飞吗？笨蛋。”

那时她是个乖女孩，成绩优秀，在学校很受宠。她干的唯一出格的事情，是交了个笔友，双方互通信件，直接寄到我家。我爸爸因为忙于做生意，自己身上也不是很干净，有关我们的一切都只能任其自由发展。信件来自北方的一座大城市，从笔迹来看是个男人，信封的落款是“凌云”，这很难猜，到底凌云是真名还是笔名呢？我问她，她不告诉我，说这是个人隐私。

我学着大孩子写点日记，其中有关于罗佳的片段回忆，这本子藏在我的抽屉里，还加了一把锁，不过这对小妍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障碍。有一天回家我发现她正在看我的日记本，觉得异常羞辱。我问她：“你说的隐私呢？”

她很无耻地说：“我看看你的日记有什么了不起的？小屁孩的东西，你还当真了。”

我说：“你侵犯我的隐私！”

她说：“我就跟你妈一样，当妈的看看儿子的日记有什么要紧的。再说你的文采也不怎么样。”

我对她的报复就是拆了凌云的来信。在这封信中我看到凌云老兄对顾小妍的昵称：娜佳。我差点笑昏过去。娜佳，这是一个俄罗斯姑娘的名字，那我就是瓦西里了。信的内容倒是没什么过分的，谈谈理想，谈谈学习，抄了几句诗，只是显得矫情。那会儿我姐姐的唱歌本儿已经换成了手抄诗集，照我的看法，是凌云先抄给了她，她又抄在了本子上。我笑了很久，等她回家，开口就喊她娜佳，被她一巴掌掀到了桌子底下。

然后双方谈判，她不看我的日记，我也不看她的信。最重要的是她不要再觉得自己是我妈。过了几天她来找我：“信箱里的信呢？”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她说：“邮递员说今天早上有信投递过来的，你藏哪儿去了？”我们为此又吵了一架。晚上我爸爸回家，忽然想起来问：“谁是娜佳？”我姐姐大怒，要掀桌子。我爸爸把一封拆开的信拍出来，顺便按住了那张即将四脚朝天的桌子。原来这次凌云在信封上写着“娜佳收”，而不是顾小妍。我爸爸说：“我很奇怪我们家哪有娜佳？”

小妍说：“我就是！”

我爸爸一边摇头一边往外走，嘀咕说：“那么瓦西里又是谁呢……”我拿过信一看，真的笑过去了，凌云老兄这回的落款竟然就是瓦西里。

自此，我姐姐公然自称娜佳。这个名字挺好的，比什么柳德米娜听起来年轻而可爱，名字里有“佳”的姑娘都好。我们街上的邮递员是个糊涂虫，有次他把娜佳的信投到隔壁方屠户家里去，屠户就送过来，说：“娜佳，你的信。”然后很自以为是地告诉小妍：“我觉得冬妮娅这个名字更好听，哈哈哈。”

“懂你丫个头啊。”她用北京话大声地回击。

暑假以后，瓦西里的来信日渐稀少，我姐姐时不时地去看看信箱，那儿空荡荡的像一个弃置的鸟巢。看上去凌云是另有所寄了。后来她告诉我：“凌云考上大学了，他在北京。”她看起来有点惆怅，不过很快她就忘记这件事了，她也快要考大学了。

有一天我在信箱里看到了一张明信片，那是当时非常少见的东西，正面是一幅世界名画，反面写着：娜佳，新年快乐。这不是凌云的笔迹，既没有贴邮票也没有落款，显然是直接投递到我们家信箱里的。我把明信片给了她，她有点疑惑，不知道是谁干的。

“有人喜欢你。”我说。

为了表示无所谓，或是抗议别人随便喊她娜佳，她把明信片撕碎了扔到街上。

过了几天，她放学出来。那正是青年宫举办新年游艺会，虽然不能跳舞，但可以搞搞猜谜语啦、钓金鱼啦、比赛骑自行车谁更慢啦，类似的无聊活动。来了好多青年，其中更无聊的就跑到市一中门口，寒冬腊月在那儿看女高中生，聚了比平时多十倍的人，以及多十倍的口哨。我姐姐挤出去的时候听见有人低声说：“娜佳。”她霍然回头，周围乱糟糟的人，找不出这个笨蛋在哪里。

你知道，总有一些小流氓是不满足于吹口哨的。

开年，她有了一辆自行车，不再买月票上下学。简直就是为那个笨蛋准备的，因为小流氓都喜欢骑自行车，他们很少会跟踪一个坐公共汽车的姑娘。那时还下雪，校门口比较冷清，她放学回家的路上必定会穿过几条小巷，听到背后传来口哨的声音，还吹出调门了，正是方屠户最爱唱的那首“莫妮卡”。小妍心想见了鬼，总不见得是屠户在跟她吧？停下自行车，驻足回望，只见一条人影猛踩自行车，嗖地从她后面超了过去。背影是二八凤凰，驼色大衣，飘一条白围巾。她后来观察了一下，学校里没有这号打扮的，就断定是个社会青年。

那会儿屠户把他的单喇叭录音机送给了小妍，用来听英语，也听歌。她多了一项买磁带的开销，基本都是香港流行歌曲的杂锦，其中有一盒张国荣的原声带，八四年出品的俏货。佢好中意哥哥，觉得他鼻子好睇。那首“莫妮卡”也是她最喜欢的歌，可惜被屠户唱得像杀猪。她觉得屠户玷污了这首歌，心里很生气，现在小流氓也对着她吹这个调门，就更生气了。

我姐姐是个自得其乐的人，骑自行车的时候爱唱歌，尤其在无人的小巷里唱得起劲，第二天竟不小心被这流氓带了过去，唱起了“莫妮卡”，后面口哨声跟着又来了。她没理，歌声响亮，自行车骑得飞快，听见后面哐哐的声音，她猛然捏闸，一曲口哨版的“莫妮卡”顺着左耳滑了出去。又是那个戴围巾的。于是这个学期她几无宁日，每隔几天口哨就出现，每次都是“莫妮卡”，成了他们的接头暗号。但她始终没看清这个人的模样。

冬去春来，小妍放学有时走大路，有时拖课很晚回家，这样遇到他的机会就不是很大了。某一天她忽然发现，很久没见过这个家伙了，去哪儿了呢？天暖和了，街痞明明又都出来了嘛。过了一阵子学校开运动会，门口又站满好多人，隔着栅栏看女生在操场上比赛，发出阵阵喝彩。忽然有个戴墨镜的家伙出现在人群里，飞机头，花色夹克衫，手里拎着一台四喇叭，“莫妮卡”的巨响声从喇叭里传来。小妍正在绕圈跑八百米，听见音乐，转过头去看他，他冲着她招手：“娜佳，加油！”小妍气不打一处来，第二圈跑过去发现他被几个人按倒在草堆里，十分凄凉地大喊：“不要抢我的录音机！”他想爬起来又被踹回去，如此挨了七八脚。我姐姐大为得意，发足狂奔，一口气跑了个全校冠军。

那天放学比较早，我姐姐在学校里偷了个哨子，挂在脖子上出门。她看见飞机头郁郁寡欢地坐在人行道上，墨镜没了，花色夹克撕坏了，头发里粘着几根草棍。她推着自行车经过他身边，噗的笑了，他非常严肃。她又居高临下端详了一会儿，见他没反应，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她经过小巷时，用口哨吹着“莫妮卡”，没有回应。她回头望去，只见飞机头骑着自行车，双目无光，慢慢腾腾，像一具僵尸跟在后面。她停下车子，飞机头走神了，哭丧着脸从她身边经过，我姐姐把胸前的哨子塞进嘴里，在他耳边吹出了一声巨响。他从车上掉了下来，仍没理她，推了自行车就走，我姐姐索性吹出了“一、二、一”的哨音。这下飞机头受不了啦，他停下来，很严肃地说：“不要嘲笑我。”

小妍说：“你，跟了我有半年了吧？”

他说：“最近我可没跟你。”

小妍说：“最近在忙什么？”

“找到工作了。”他说，忽然又有点得意，“我现在在外宾招待所上班，我叫陈勉，你可以叫我勉子。”

外宾招待所是个很神秘的地方，轻易进不去。根据我爸爸的说法，那里有个不错的舞厅和不错的咖啡厅，不过都不对外开放，只用来招待外宾。堵我姐姐的那些人，无业的、待业的、念职校的，要不就是什么糖精厂和机配厂的，十分没有品位。难得有一个和外宾沾边的，倒也不俗。

小妍问：“在外宾招待所干什么？刷地板？”

“威特儿！”勉子昂着头颈说，“端咖啡的。”

“咖啡……”她很惆怅，从来没喝过，也不知道该上哪儿去偷。

勉子说：“我请你喝咖啡吧。对了，今天你跑了第几名？”

她从书包里掏出一本硬面笔记簿，翻开，上面写着授奖辞和她的名字。“自己看。”

“第一名。跑得真快。”

“应该说，跑得比你快。”

“不要嘲笑我嘛，我请你喝咖啡呢。”

“你是跟着一起喝呢，还是给我端咖啡呢？”

这下他脸上挂不住了。我姐姐发现他自尊心还挺重的，而且很脆弱，她不想再刺伤他，就说：“四喇叭抢走了，你赶紧去找警察吧。”

勉子撸撸头发，无所谓地说：“没事的，这些抢我的人都认识，过两天我让他们自己给我送回来。找警察有什么用啊？”

小妍心想，这种大话听多了，过两年也未必能兑现。她说：“头发里有草棍。”勉子立刻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外宾招待所的小梳子，梳了一下，问：“还有吗？”小妍说：“还有。”勉子又梳了梳：“还有？”小妍说：“还有。”勉子弓下身子，双手捧头扒拉了几下。小妍说：“还有。”最后她不耐烦了，伸手替他摘掉了草棍，然后警告他：“以后不许喊我娜佳！”

勉子笑了。还有以后，这就好办了。

我姐姐没预料到，这个叫勉子的人就此闯进了她的生活，以及我们的生活。如果她说完那句刺伤他的话就掉头而走，事情可能就简单了，谁让她非要替他摘草棍呢？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能想到一个端咖啡的小混混会如此执著？他就此爱上了她。

我姐姐回到家里一直在哼着“莫妮卡”，心情非常不错，别人只以为她跑步拿了冠军才这么高兴。第二天是星期天，她睡了个大懒觉，起床听见隔壁的方屠户在街上，一边刷牙一边高唱着“三刻丝三刻丝莫妮卡”。这次她实在忍不住了，就跑了出去，对屠户说：“方叔。”

屠户一哆嗦。凡她喊方叔的时候都不会有好事，喊老方的时候比较正常。屠户说：“干吗？”

“你为什么这么爱唱‘莫妮卡’？”

屠户捏着牙刷，含着满嘴的泡沫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也不知道。”

“你看歌词——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的心有愧。”小妍把广东话的歌词用普通话背得头头是道。屠户越听越发毛，说：“那到底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是你心里还惦记着红霞小姨，而且觉得对不起她。”

屠户像吐血一样吐出了白色的泡沫，喷在自己衣服上。小妍怪同情地看着他，从此以后他不会再唱这首歌了，它属于她。

4

屠户虽然被他小舅子揍了一顿但他们根本拦不住他，除非那两个猪倌天天在家里监视他，这不现实，猪会没人管。等他们回去之后，屠户又开始跳舞。他在文化宫俱乐部颜面丢尽，不好意思再去，后来到哪儿鬼混，我爸爸也不知道。

屠户一辈子没穿过什么好衣服，即使在他热恋的时候。其实他比我爸爸有钱，但他不在乎外表，觉得把钱花在这方面是穷威风，宁愿攒下来买电视机和四喇叭，那才是享受。到了一九八五年他的人生观算是彻底颠覆了，以前的衣服，只是一些劳动布的外套，上班的时候加一条围裙，下班把围裙摘了。人们对他的认识，就是穿围裙和不穿围裙的，现在他以西装示人，穿起了皮鞋，最可怕的是他给自己配了副平光眼镜，一下子文静了。

他也戴领带。学着电影里的国民党和资本家，让他老婆给他打领带，他老婆织毛衣还可以，打领带完全外行，不是歪了就是松了，让我爸爸去诊断，我爸爸一看这他娘打的是红领巾的结啊，赶紧纠正了。屠户的第二天又是红领巾出来了。我爸爸就告诉他，实在不行就别解开那个结了，像上吊一样把自己脑袋钻进去，再收紧，也是可以的。后面那些年，屠户的老婆给他晾晒领带，都是一圈一圈的挂在竹竿上，很像公共汽车上的拉环。

到了冬天，他又闹着做了一件黑大衣。人家说他脖子太短，黑大衣兜在肩膀上，活像是偷来的，必须有一条围巾来衬托出他是有脖子的。于是他命令老婆给他织了一条腈纶围巾，米色的，在脖子上绕几圈，晚上骑车出去跳舞不那么冷，起静电什么的就无所谓了。然后，他又去旧货市场给自己搞了一顶同文帽，都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产品，看起来很像《上海滩》里的许文强，或是许文强杀死的某个流氓头子。这身打扮让人们觉得街面上凭空多出了一个人，鬼头鬼脑骚唧唧，来自民国，去往未来。

冬天的某个黄昏他来找顾大宏，非常神秘，像十八岁欲火难熬的小王八蛋那样把我爸爸勾到一边，说：“老顾，带你去个好地方。”

“去干吗？”

“当然是跳舞。”

天快黑了，顾大宏在吃饭，他不想出去。屠户说：“真的很好玩，比你去过的所有场子都好玩。”顾大宏嗤之以鼻，像屠户这样的人，他还能去什么像样的场子？屠户在他耳边低语：“家里办的舞会。”

“黑灯舞。”顾大宏放下筷子。

屠户不知道黑灯舞的意思，他对这种切口还不熟，但他领会了意思，说：“是啊是啊，黑灯舞。没跳过吧？”我爸爸再次嗤之以鼻，心想老子就是在黑灯下面学会跳舞的，当年张道轩师傅家。他扒了几口饭，起身换衣服，并叮嘱我们：“帮我洗碗，早点睡觉。”

小妍说：“你不回来了？”

我爸爸说：“当然要回来，就是晚一点而已。”

小妍说：“你们是去做地下党吧？”

这两个人骑着自行车穿过城区，经过城南大桥，护城河以外很远的地方，都快到郊县了。那儿有一个正在挖土造房子的新村，立着几栋黑漆漆的楼。夜里停工了，很多毛竹棚子里透出灯光，像是个宿营地。屠户说：“小心别摔了。”两个人推着自行车进了新村。

那种舞会才是公安局真正会查抄的，城里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轮着严打可以把所有参与者都抓进去判刑。可是它真的很刺激，在一九八五年，所有一本正经和没正经的人都想进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才叫黑灯舞。

屠户带着顾大宏走进一栋房子，整个楼道里都黑着，看来还没人住进来。可是楼下又停着好些自行车，有男式车，也有女式车，大致说明了状况。到了二楼听见隐隐的萨克斯风，一户人家窗口透出幽微的灯光，屠户敲门，里面有人问：“谁？”屠户说：“我方明。”门一开，音乐豁然清晰，里面的烟味也跟着飘了出来。

这是一套两居室，只经过简单的装修，头上是灯泡，脚下是刷过清漆的水泥地坪，没有窗帘，贴了报纸遮光。客厅里一张宽大的人造革三人沙发，翻下来就可以当床，一个女的斜坐在沙发上，一个男的坐在扶手上，其余人等在屋子里跳舞。音乐来自一台电唱机，黑胶木唱片转啊转的。那种舞，人们都知道，叫做贴面舞，但它也并非纯正的黑灯舞，纯正的黑灯舞是干脆把灯全部关掉，在黑暗中上下其手，即使是方屠户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吧？

贴面舞是这样的：男性的双手搭在女性的腰里，女性的双手挂在男性的肩膀上。从人体力学的角度来说，它方便于双方贴近，造成了从脖子到腰臀共同扭动的局面。当时为了避嫌，公开的交谊舞要求双方必须保持着比正常标准更远的距离，乳房和胸膛之间得有一肘远，导致舞姿变形，很像是个四条腿的动物在转圈。贴面舞则告诉大家，舞，不是这么跳的。贴得越近，跳得越性感。我爸爸在窗户底下还看到了另一种舞：男的从背后抱住了一个女的，两人跟随着音乐若有若无地扭一下，那个女的，她对着窗户在抽烟。

顾大宏当时的反应大概就像我猛然踏进了四化时代，看到了气垫飞车在天上跑来跑去的场面。他是舞界名人，假装很镇定，忽然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顾老师也来啦。”回头一看是个女的，苏华照相馆某一期的舞蹈学员，他赶紧说：“过来观摩一下。”然后就坐在了沙发上，点了根烟，表示自己不想跳舞。

屠户坐在了扶手上。顾大宏问他：“这是谁家？”屠户说：“我来给你介绍介绍。”他走进里屋，带出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文质彬彬，非常潇洒，左手拄着一根拐杖。屠户说：“这是文化馆的岑老师。”岑老师说：“顾老师，久仰久仰。”我爸爸肃然起敬，掐了香烟和他握了握手。

这位岑老师在戴城声名赫赫，他是某个资本家的儿子，家里报得出名字的亲戚全都在海外，剩下他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出去，文革还被人打断了腿，从此成了个瘸子。多年来他一直被监管着，八○年以后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在文化馆搞搞美术创作，客串到电台主持古典音乐的节目。以前他住在城里，那间破屋子里有诸多胶木唱片，每个星期天的下午都散发出咖啡的香味——他可能是戴城唯一煮咖啡的人。

岑老师说：“这是我新分配的房子。常来玩，过阵子我会把唱片都搬过来。”

顾大宏说：“我师父张道轩活着的时候经常提起令尊。”

岑老师苦笑道：“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岑老师离开后，顾大宏问屠户：“你来过几次？”屠户说这是第二次。顾大宏追问：“一个人来的？”屠户嗤之以鼻：“当然不是，我的女人等会儿就来了。”顾大宏一时无语，倒想看看屠户能找到什么样的舞搭子。过了会儿，外面真的来了几个女的，其中一个胖嘟嘟的圆脸盘，一双杏核眼，年纪不过二十多。这回屠户没再介绍，他很快搂住这姑娘在屋子里跳起了贴面舞。顾大宏惊讶地发现，老方的舞技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他身材矮胖，腿脚局促，但他的舞步中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像一块刚从猪猡身上割下来的新鲜的肉，温热，柔软，真实。从姑娘的表情来看，很享受，很快乐，那就意味着屠户靠他自身的魅力终于把到了姑娘。我爸爸看着看着，忽然觉得头皮一凛，这姑娘和红霞小姨是同一种长相，在暗促促的灯光下她们甚至可以说非常相似。

回家的路上，顾大宏欲言又止：“那个和你跳舞的女人……”

屠户说：“她叫小霞。”

我爸爸叹了口气：“好吧，小霞。没什么，以后来跳舞小心点，派出所会查的。”

“在这种荒郊野外？”

顾大宏想说，派出所的警察又不是摆地摊的，难道专门在灯红酒绿的市中心活动？这种问题和屠户讨论起来会没完没了，变成车轱辘话，他就没说什么。屠户倒发问了：“为什么你现在不和关文梨一起玩了？”

顾大宏说：“我就算和关文梨一起玩，也不犯法啊。”

屠户说：“那可不一定，关文梨的男人还关在牢里呢，说是离婚了，不过你可别忘了，他是一拳打瞎别人眼睛的老流氓。”顾大宏听了就赶紧说：“我和关文梨没什么，她已经不理我了。”屠户说：“我知道你心里在嘲笑我，可是你他娘的有什么资格嘲笑我呢？”

第二次再去岑老师家，顾大宏遇到了关文梨。她坐在三人沙发的一侧，没有跳舞，只是用皮靴轻轻踩着音乐节拍。顾大宏走过去和她打了个招呼，她站起来，微笑着说：“你怎么能说我不理你了呢？”他知道屠户又在传话，只能说：“我请你跳个舞吧。”关文梨诡异地一笑，眼睛向右后方斜过去，我爸爸看到一个穿猎装的男人，长得既瘦且硬，脸上的棱角像假山一样，一口烟牙，混身上下散发着烟气仿佛他是从大烟缸里酿出来的。顾大宏很知趣地退到一边。

那个男人，他绰号叫作“老克拉”，在戴城的跳舞界，他比顾大宏更有名气，也更有号召力，如果说顾大宏是一根过滤嘴的万宝路，那么老克拉就是雪茄，前者是大众情人，后者才是真正的实力派。虽然他品行不端，爱搞女人，但这正印证了他的厉害，而我爸爸，他只是习惯于搞搞暧昧，属于很软的货色。

老克拉连看都没看顾大宏。我爸爸的好处就是，如果你不想看见他，他就会让你看不见。两个人相安无事，很不像是戴城舞界的两大巨头，既无碰撞，也不切磋。我爸爸站了一会儿打算走，这时屠户又来了。

屠户才不管谁是硬货谁是软货，他拽了关文梨就跳舞，虽然不是贴面舞，也够可以的了。屠户有恃无恐，谁让关文梨当年在他家里蹭看电视的呢，顺便也嘲笑一下顾大宏。可是屠户忘记了舞场上的规矩，如果女方有固定的舞伴，他必须和那个人打个招呼，以征得同意。舞跳到一半，老克拉站起来整了整猎装，走了。关文梨强忍着陪屠户跳到一曲终了，也走了。剩下我爸爸在一边抽烟，对屠户说：“你闯祸了，一点规矩都不懂，你得罪老克拉了。”

屠户说：“我怎么不懂规矩？我故意的。小气死了，一天到晚假装自己是扑克牌里面的大怪。”

顾大宏说你等着瞧吧，老克拉五十年代就在舞场上玩，可阴了，连张道轩师傅都着过他的道。屠户无所谓，这个仇就这么结下了。老克拉和关文梨再也没有来过。

5

一九八六年的春天，岑老师家里办了好几次黑灯舞会，它很像是私人派对，渐渐有了点名气。新村里陆续有人搬进来，人多眼杂，顾大宏曾经提醒岑老师小心点，但他不以为意。岑老师是个很骄傲的人，也很浪漫，否则不会被人打断腿。

五月里顾大宏和方屠户又去了岑老师家。那阵子屠户玩得特别疯，除了黑灯舞以外，还迷恋上了迪斯科，经常去青年宫门口晃悠，那儿有个露天的迪斯科舞场，不幸总是被人当作社会流氓赶出来。那时小霞已经消失了，换成了小红，我爸爸心想下次就该是小李了，这样屠户就能把“李红霞”三个字给拼凑出来。

屠户和小红跳舞，顾大宏坐了一会儿，那天人特别多，他觉得有点闹，决定先走。虚虚实实地打了一圈招呼，看屠户情在浓处也就没叫他，独自走下楼，刚到门口就听见下面杂沓的脚步，有人压低了声音说：“二楼，就在二楼！”

我爸爸是何等聪明的人，一九六七年能从保派的埋伏圈里救出我妈，顺带捎上超重的胖姑。听这动静返身就往楼上跑，楼下的人健步如飞，他根本来不及去岑老师家里报信，顺势刺溜一下跑了上去，直到顶楼。那里漆黑一片，他点了根火柴，看了看周围的情况，一梯四户，大门全都敞开着，里面是脏了吧唧不明所以的毛坯房。我爸爸多了个心眼，没钻进去，要是那天他进去了，其下场和其他人大概也差不多。他在墙角找到一把竹梯，架起来，从天花板上的一个方孔里钻了上去，爬到楼顶上，顺便把梯子也收了上去。

楼下一阵啰唣，来的是派出所和联防队，他们迅速控制了场面，两人一组，全部带走。忽然听见一串脚步声，有人跑了上来，站在方孔下面纳闷：“哎？梯子呢？”跟着联防队就追上来了，一阵暴打以及惨叫，把人拽了下去。我爸爸心想，真是不好意思，你自认倒霉吧。这时楼下好像又有人逃跑，警察大喊：“站住！开枪啦！”我爸爸心想，要命，抓跳舞还带枪吗。等了很久，到底也没有听见枪响。

等到这些声音都消失时，已经是半夜了。四下里全无声音，他松了口气，站在楼顶上眺望远处，一些汽车和摩托车亮着红色的尾灯离去，戴城城区寥落的灯光，一轮明月挂在天上，脚下的水泥屋顶泛着银灰色的寒光。他找了一张草包铺在地上，坐下来抽烟。当晚天气不错，有点冷。我爸爸看看手表，已经十一点多，但他不敢贸然下去，要是逮住了很有可能被送去游街。他决定，干脆天亮了再说。

我爸爸在屋顶上待了一夜。楼顶的风肆无忌惮吹在身上，他在泛着寒光的屋顶上独自跳了一圈华尔兹，停下来抽根烟，又跳了个探戈。这么消磨着，后来撑不住了，躺在草包上睡了一会儿，醒来时发现天还没亮，冷得像是被抛在了月球上。看看手表，原来只是眯着了十来分钟。

熬到天色微亮，他实在不行了，快冻死了，就把梯子放下去，钻回方孔。经过岑老师家时看见门口贴着个封条，隔着窗户朝里探望，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想必是被抄干净了。他蹑手蹑脚下楼，在楼下开了自行车锁，忽然看见屠户从工棚里钻出他那肥嘟嘟的脑袋。

“老顾，你没有被抓走！”

顾大宏说：“你也没有？”

屠户说：“我跳楼了，我从阳台上跳了下去，他们没发现。”

“那你还不回家？”

屠户大声呻吟道：“我的腿崴了，我是爬进工棚的。”与此同时，工棚里的建筑工人也起床了，有人说：“要不是我们藏着你，你就等着被送去劳动教养吧。”方屠户说：“你倒不说我给了你们一人十块钱。”建筑工人说：“操，警察走了你倒是嘴硬了，昨天晚上还躲被子里哭呢。”

屠户没法骑车了，只能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由我爸爸骑车，两个人灰头土脸回家。屠户说：“这下岑老师惨了。小红也不知道怎么样了。”顾大宏说：“你就别惦记别人了，腿没摔断都算你运气。嗯，岑老师惨了。”屠户说：“这种事情肯定是有人告密，我怀疑是老克拉干的。”顾大宏说：“你又没证据。”屠户再次感叹：“岑老师惨喽。”

我爸爸艰难地骑着车子，由于吃相太难看，他没有取道城南大桥回家，而是从城外绕着，沿着公路经过面粉厂，再从城西大桥折返回蔷薇街。这条路他们很少来，以为还像从前一样人烟稀少，这才发现它热闹了很多，好几个新村的公房都造了起来，上早班的人络绎不绝。面粉厂还在。走着走着，屠户忽然说：“你还记得一九六七年吗，那次你骑着黄鱼车把我拉回红旗桥。”

顾大宏说：“那次累死我了，车上还有李红霞和大耳朵。”

屠户沉默了一会儿，说：“前几天小妍对我说，我还在想着李红霞。这帮小孩怎么什么事情都知道？”

顾大宏说：“小妍也不小了，十七岁了。”

屠户说：“我他娘的反思了一下，我可能真的还在想着她。我他娘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很怨恨我？”

顾大宏说：“我们怨恨你什么呢？”

屠户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要是不结婚，她就不会去昆明相亲，不相亲她就不会翻车死掉。大耳朵不会死，李苏华也不会死。你们都这么想吧？这么多年没说出来而已。”

顾大宏说：“我没这么想过。”

屠户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顾大宏说：“那你也不用说出来，自己想着，就可以了。”

他们回到蔷薇街，一个脚崴了，一个吓破了胆，总算消停了一阵子。没多久传来消息，岑老师判了，特大流氓活动组织者，他经历了审讯、开除、公判、游街、登报等等一系列的标准化流程。公安部发出通知，整顿舞场，清除精神污染，一时风紧，以为从此又要回到旧时代。不料到了一九八七年，一纸令下，开放营业性舞厅，跳舞成了一门合法的娱乐，没多久就连未成年人在舞场里混迹都没人管了，又过了一阵子，连舞女也有了。于是岑老师就成为戴城最后一个因舞获罪的人。事情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惊险刺激，难以预料。那个时候，人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任何时代都有它的牺牲品，上个月的牺牲品可能是羊，下个月就成了鸡，谁搞得清呢？

在风声鹤唳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一种马海毛的棒针衫悄悄流行起来，它宽大而艳丽，使女性的上半身陷于一片柔光，像海藻或是蒲公英般漂浮着。在舞厅里，女人穿着这种衣服使禁令难以实施，因为它很大，又缺乏明显的边际线，跳舞时根本搞不清乳房和胸膛之间的实际距离。你说贴着了，里面的真材实料还差着一尺多远呢，你说没贴着，这衣服中间的空隙只需稍稍一挺胸就能在暗中消弭。这种衣服其实很有外国鸡的风范，只是人们不知道，以为穿高开衩旗袍的才是鸡。后来时代变幻，人们玩起了国粹穿上了旗袍，又觉得穿马海毛的才是鸡。再后来，旗袍和马海毛都穿在了鸡的身上。总之是他娘的一笔糊涂账。

6

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是学校里的文娱明星，她一直以为自己能歌善舞是家里的异类，试想我爷爷一个古板的老鳏夫，我爸爸一个老实巴交的中鳏夫，我一个沉默的半残废，加上我姑姑一家都像是神经不太正常的，家族体系里找不到她这样的人。猛然发现顾大宏是本地舞王，不禁令人感叹遗传的力量，但她并不想得出这种结论。

那是一个躁动的年份，年轻人跳迪斯科，用四喇叭录音机播放一种叫做“猛士”的磁带，磁带的封面是一个斩妖除魔的肌肉武士，音乐充满节奏，能把房子都震塌了。跳舞时，稍微文雅一点的腰臀轻扭，两腿交错前后踏动好像在骑自行车，如果真的猛士就会张牙舞爪，一会儿把身体打开成大字形，一会儿把脑袋甩得像抽风，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会儿就是这样，会玩的往死里玩，不会玩的往死里争议。不过戴城毕竟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城市，兴邦与亡国在这里微缩、分解、注水。小打小闹，不足为患。

我姐姐去青年宫门口看热闹，戴城著名的露天舞场，后来成了集市，卖衣服卖鞋子的小贩都来了，沿街一片混乱。公安局干脆把联防队也搬到了青年宫对面，一帮戴着红臂章的人守在附近，见有不轨者立即拖出来，玩得最疯的时候，每隔五分钟往外拖一个小混混。即便如此这一带还是成为了戴城治安最差的地区。

小妍在人堆里看见了勉子，勉子说一起跳迪斯科吧，我姐姐很生气地说：“戆卵，我要是被老师看见了会开除的。这儿离我学校那么近。”

勉子说：“这儿全是开除出来的，怕什么。”

小妍说：“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要考大学的。”

勉子嘟哝说考大学的有这么开口就骂戆卵的吗？他不知道，我姐姐对男人虽无任何经验，但天生具有一种怀疑心理，看谁都觉得像戆卵，且找不到其他词来形容。这种怀疑几乎弹无虚发，因为大多数男人的确就是。勉子只觉得她阴晴不定，以前跟踪她的时候，她倒是很温柔，现在变得很粗暴。勉子说：“我带你去喝咖啡吧，外宾招待所。”我姐姐立刻温柔了：“那现在就去。”

那是戴城少数的涉外饭店之一，门口戒备森严，普通人根本别想进去。我姐姐到了那儿算是被震住了，一条园林式的幽静小道，两旁全是竹子，走了很久才看见里面的排场，洋房，喷泉，花坛，还有防空洞。咖啡厅里铺着柔软的地毯，头上是水晶吊灯，端上来的杯子都是骨瓷的。像我们这种穷得底儿掉的人家，平时能接触到的高尚格调，无非就是我爸爸的囚服西装和黄皮鞋，最多再听他讲点解放前的轶事，何曾见过这种场面？勉子说：“这不算什么，等我有钱了带你去北京长城饭店、上海和平饭店、南京金陵饭店，那才是真的豪华。”

她算是遇到了趁钱的主儿。那时学校里也有几个男同学对她心生情愫，但是那些人都挺穷的，完全不能和勉子相提并论，再说也没他帅。这么玩了一阵子以后，有个女同学告诉小妍：“你怎么跟那个陈勉在一起玩啊？他看上去有钱，其实是个空心大萝卜。”小妍问她空心大萝卜什么意思。女同学说：“他家里很穷的，爸爸没工作，妈妈在环卫站上班，扫街的。”小妍听了有点难过，心想这小子和我爸爸真是有得一比。

下一次见面时，勉子又要带她去吃东西，她说：“你还是存点钱吧，我听说你家里条件也不太好。”勉子很尴尬，说：“我除了工资以外还有其他外快的，我五年之内就能存下一万块。花我的钱，你不用担心。”小妍说：“你脑子坏了，我干吗要花你的钱？”

勉子想了想，觉得她说得也有道理，必须找到一些比较好玩、又不太花钱的事情，游戏机和桌球显然不适合女孩子，登山远足又太麻烦，看录像那很可能被其他流氓盯上。想来想去，还是跳舞。某个周末，他拿了两张纺织厂的内部舞票说：“今天晚上去跳舞吧，有迪斯科的。”小妍就跟着他一起去了。

纺织厂的大礼堂可以容得下三千女工开批斗会，现在改成舞厅，虽然是水泥地，勉强凑合着用。纺织系统阴盛阳衰，必须请外单位的男性来助阵，于是各路人马集齐，既有资深舞客，也有新学者和形形色色的流氓阿飞小混子，以及不会跳舞来看热闹的。这种场子并不适合跳交谊舞，用我爸爸的说法是太磨鞋底，导致舞者都是高抬腿轻落步，好像水手在跳踢踏舞。如果练出这样的舞步，以后就休想再改过来了。但它并不妨碍人们跳迪斯科。那时候的舞会都是交谊舞，在舞曲间歇会安排几段迪斯科。跳交谊舞的时候年轻人在旁边候着，迪斯科音乐起来，呼啦一声，年老的退了下来，年轻的全都上去了。

小妍一直靠墙站着，她发现勉子并不会跳迪斯科，他像一根风中的腊肠，胡乱扭动身体，在不太适合的时候滴溜溜打个圈，时髦而笨拙，犹如最热忱的革命群众，虽不理解革命的真谛，却在模仿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小妍冷眼看着。这时舞池中出现了一个真正的风云人物，此人肥头大耳，手短脚短，在七八个女人之间摇摆穿梭，犹如马蜂钻进了花丛，雷公掉落在人间，引起一阵哗然。小妍狂笑起来，那是方屠户。

屠户也看见了小妍，很高兴，迅速旋转到她眼前说：“你爸爸呢？”小妍说：“我爸爸今天在靳家花园跳舞。”屠户说：“跟那个卖热水瓶的营业员？”小妍说：“我也不知道。”屠户就打了个榧子，又转回了舞池。勉子跟着就过来了，说：“你怎么会认识这个家伙？”小妍说：“你跟踪了我那么久，难道不知道他是我们家的邻居吗？”勉子说：“哦。他是个出了名的戆卵。”小妍说：“虽然如此，跳舞跳得比你好。”

屠户跳得太骚了，激起了众怒，当他又转回那群女的中间时，忽然伸出一条男人的腿，在他屁股上踹了一脚，他趔趄着向前跌去，忽然伸出第二条男人的腿，绊了他一下，这就摔倒在地，第三条男人的腿在他后脑勺踩了一脚。

“操你妈啊！”屠户跳起来扑向不知道哪个人。音乐骤然停止，众人的笑骂清晰起来，两个戴红臂章的纠察队员迅速冲过来，架住他的胳膊。又一次，他被倒拖出去。

勉子说：“跳舞好，就是这种下场。做人要谦虚。”

由于屠户的搅局，纺织厂宣布迪斯科取消，接下来全是交谊舞。众人破口大骂，纷纷往外走。勉子说：“没什么好玩的了，我们也走吧。”小妍说：“头一回跟你出来跳舞，我请你跳一个吧。”勉子这才挠着头说：“我不会跳交谊舞。你会？”

她当然会，而且不是我爸爸教的，是在照相馆里看会的。小妍打量了勉子一下，这个家伙喊了半天其实并不会跳舞，这件事太滑稽了。勉子说：“跳交谊舞嘛，要去上海的和平饭店跳，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小妍说：“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勉子说：“知道，开照相馆的摄影师。”小妍冷笑一声，说我带你去靳家花园。

两处离得不远。靳家花园每星期六的晚上都开舞会，那天正是我爸爸在里面充当教练，商业系统的女营业员们正在他的带领下打转，跳华尔兹。小妍到了门口，看门的连票都不收，直接放他们俩进去了。勉子很奇怪，进了大厅，小妍指着顾大宏说：“我爸爸就是那个跳华尔兹的。”

如果说方屠户是迪斯科风暴的话，我爸爸当时就是华尔兹的风暴眼。

勉子愣了半晌说：“你爸爸会跳交谊舞？”

小妍鄙夷而自豪地说：“他还会跳伦巴，跳探戈。”

“教教我！”勉子大喊起来。

“让你开开眼，你是要去和平饭店跳舞的人。”小妍适时地嘲笑了他。

勉子已经把持不住自己的情绪，大声说：“我一直想找个好师父，让你爸爸教教我吧，我想去外宾招待所的舞厅跳舞！”

小妍说：“明天到照相馆来。”

第二天勉子拎了一条香烟过来。我爸爸看着他，忽然说：“你以前来过。”小妍诧异地看着他。勉子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来拍过照的，当时你也在，可是你忘记了。”

我姐姐不由感叹，自己各方面都很出色，就是遗忘症太厉害，记不住人脸。

教勉子跳舞很累，这出乎意料。我爸爸先观察了一下他的走路姿势，发现是个外八字，走街上是挺威风的，但跳舞不好看。顾大宏告诫他，以后骑自行车得夹住自己的下体，不可以再叉开脚。他的身体，从肩膀到腰臀都很软，随便一站都是歪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像条蚯蚓，又被矫正了一通。最可悲的是勉子的膝盖，他是弯着膝盖跳舞的，觉得这样有弹性。我爸爸严肃地告诉他：交谊舞的弹性在脚掌，如果你总是弯着膝盖，你的大腿就会蹭到对方的裤裆里去，这种流氓是不可能请得到舞伴的。勉子敬佩地说：“我会学好的，我要学伦巴，伦巴最难是不是？”

“慢四最难。”我爸爸语出惊人，“等你在迪斯科的音乐下跳慢四，每四拍才跨出去一步，脑子里除了数拍子什么都想不起来，你就知道慢四有多难了。”

小妍说：“干吗要在迪斯科音乐下跳慢四呢？傻不傻啊？”

我爸爸说：“这就是舞技嘛。”

事实证明我爸爸是对的，勉子对节拍不敏感，跳舞踩不上点，后果就是踩鞋。勉子自己也很奇怪，明明是个很时髦的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生理缺陷。没办法，就像有的人走音，有的人色盲，他是节奏盲。我爸爸说，人不可貌相，方屠户这么个手短脚短的家伙，两天就把该学的都学会了，而且自创了很多招数；勉子看起来很入流，却是个没用的家伙。后来屠户来看热闹，说卖肉的就是适合跳舞，因为节奏感差了会把自己的手给剁了，倒也令人信服。差不多有半个月，勉子抽空就来，我趴在柜台上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的蠢相，他只能在“一二三四”的口令声中跳舞，一旦换成轻柔的音乐就迷失了节拍。小妍嘲笑他：“给你配音乐，必须得是战曲才行。”

那时在照相馆放音乐，用的就是屠户送的单喇叭，音质不好，还老是轧磁带，小妍心痛不已。勉子说自己那台四喇叭要是还在就好了，正宗的进口货。小妍就嘲笑他：“这都快过去半年了，怎么还没给你送回来？”勉子很郁闷地说：“那几个人很难找，不过我会找到他们的。”

里外忙活了一个月，他总算可以去舞厅丢人了。要是再学不会，我爸爸也没心情教下去了，狗熊学跳舞亦不过如此费劲。那时勉子才知道顾大宏先生是戴城著名的舞蹈家，而且他差不多功成名就了，也学会了拿架子，轻易不教人跳舞，如不是仰仗着我姐姐，勉子就算拿十条香烟来也未必能登堂入室。自此，勉子出入于各类舞会，并以“顾大宏的徒弟”自居，这其实没什么可骄傲的，我爸爸带的徒弟有百十来号，这些人又分别授业，到了九十年代，徒子徒孙大概有上千人。以至于顾大宏隐退之后，人们说起他，仍像是一个传奇：华尔兹之王，慢四高手，探戈压场。可悲的勉子是最不成器的徒弟，直到多年之后还踩了我姐姐的脚，至于他最痴迷的伦巴，到死也没有学会。

勉子的舞伴当然是小妍。她还是高中生，如果去舞厅跳舞会被立即处分，因此都是在家里，单喇叭录音机发出危险的音乐，随时都可能轧带子。小妍更担心自己会被踩了脚，时时提心吊胆，一会儿被踩了发出尖叫，一会听见磁带声音不对头便甩开勉子扑向她的录音机。我很烦，对他们说：“就不能换个地方吗？去勉子家里。”小妍说：“你神经病，我怎么好去别人家里跳舞？”勉子讪讪地说：“我家里条件很差，还没有你们家大，而且我爸爸总在家的。”

终于有一天他们去了外宾招待所的舞厅，那是最安全的地方，连我爸爸都休想混进去。里面是刷了漆的水曲柳地板，比溜冰场还滑，小沙发，落地灯，周围一圈红地毯。戴城最为豪华的一个舞厅，尽管地方不大，也没有跳舞客。它历史悠久，即使在禁舞的漫长岁月里仍向着极少数人开放，一应器物都精心保存，仿佛那秘密的青春永在。在它身上呈现出来的不是高傲，而是时间凝固的冷漠，又带着一点哀伤，某种难以形容的气质。在戴城这个地方它确实是个异类。

勉子买通了内部工作人员，挑了个不太重要的日子，下午带着小妍走进舞厅。他打开灯，四周的一切让我姐姐有点晕，感觉自己是在享用真正的特权。勉子很得意，觉得她是被镇住了。其实她只是有点吃惊于我爸爸的描述，一九五七年他曾经跟着张道轩师傅来过这里，那是一场末日之舞，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进来，甚至连黑灯舞都不敢跳了。我爸爸向她说过这里的豪华、优雅和专业，现在她一样一样地印证了过来。

舞厅的音响不给他们用，勉子从包里掏出那台单喇叭的录音机。他们跳了一支华尔兹。我姐姐有点陶醉，忘记了那台录音机的毛病，并且它也格外争气。于是她跳得异常的好，既放松又紧绷，于是勉子也跟着超常发挥了。

勉子说：“我以后也要开个舞厅，做舞厅老板。”

小妍说：“那好啊。”觉得他只是胡吹，或是某种不切实际的理想罢了。

7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小妍高考结束，成绩一公布，她就把所有的课本都卖了，只待录取通知书送到，她将成为恢复高考以来蔷薇街上第一个本科生。我们家为之骄傲，勉子也很快乐，后来知道小妍的志愿填的都是上海的大学，他就快乐得哭了。

有一天他请小妍去跳舞，坐在照相馆里等她，一边唉声叹气。我说：“勉子哥，你是不是很想和我姐姐一起去念大学？”勉子很悲伤地说：“等她念了大学，就会忘记我了。”我说：“是啊，到时候她就是大学生，而你还是个端咖啡的。”

勉子说：“法克尤。”

小妍穿着一条天蓝色的裙子出现在门口。

勉子带她逛了服装市场，给她买衣服，她什么都不要，但最终折服于那条天蓝色的裙子，她喜欢天蓝色，配上她的白色皮鞋，看上去凉爽而锋利。夏季如高烧不退，他们涉足了戴城的各类跳舞场所，好像是进入了一个空荡荡的乐园，即使是笨拙的小孩也能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乐园打烊时，她的白皮鞋已经被踩坏了，而勉子跳断了两双皮鞋的鞋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