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痴儿（2 / 2）

我说我曾经遇见过她，就在城西大桥上，她现在在二十二中念书。野兔子说：“原来你又遇见了她，我还以为她去了别的城市。”

“要不是因为你，罗佳根本就不会离开……离开我。”

她哈哈大笑起来，太可笑了，罗佳，她不会，离开你，这个歪头。我坐在椅子上，她坐在床沿，我低头看自己的指甲有没有剪干净，十个指甲都看了过来，她还在大笑。好好的一个下午，事情就在此时急转直下。我向她扑过去。她顺势往后一仰，一个翻身把我按在了床上。

论打架我完全不是她的对手，论调情更不是，我才十五岁，她比较凶狠，十七了。我们打了几下，翻滚几下。她咯咯地笑着，时而又被我撩拨得恼怒起来，等我想收手时，她又咯咯地笑了。我一欠身看到墙上的全家福，她的土匪爸爸正怒视着我，一想到这家伙有可能会推门进来，我就感到害怕。

她忽然不动了，骑在我肚子上，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我。我说你在想什么呢，她说：“别说话。”我呆呆地看着她，假装不明白她的心思，其实我在等待着她下一个动作。她埋下头，照着我的嘴巴亲了过来。

我本来是可以献上初吻的，像班上那些早恋的同学一样，他们表面上很纯洁其实背地里都已经亲过嘴巴了。那真的很容易，只要有人给你亲，你亲了她，事情就办成了。初中的早恋很像是过家家和真实恋爱之间的过渡品，你甚至在亲过之后还可以赖说自己没有初吻，等到十八岁以后再把初吻献给另外一个谁，只要你没在当时做出更过分的事情。

可悲的是我还在过家家，野兔子却是认真的，而且没什么经验。她缓慢地凑向我，最后一厘米她用了太多的时间，我觉得下巴很痒，伸手一撸，摸到了她那颗长了毛的黑痣。

“你的痣，有毛。”我结结巴巴地说，忽然明白了事情的可笑，我说：“你痣上的毛比你的嘴巴更长。”

上天作证，我并不是有意要伤害她，更不知道这种伤害让她心碎，我以为这只是普通的玩笑。她把我拎起来，照着水泥地坪扔了下去，她大哭着向我丢过来被子、枕头、拖鞋，在一个茶杯即将飞来的时候我拔腿就跑。

“滚！找你的罗佳去吧！”她对着我的背影大吼。

“我会找到罗佳的。”我很硬气，然后像一条挨了踹的狗一样落荒而逃。

我和她彻底掰了，第二天收到她的一张纸条，说我不珍惜她的感情，以后不要再和她说话了。我承认我是有点狼心狗肺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珍惜的东西不多，可以浪费的东西就更少了，数来数去，只有野兔子一个。谁让她非要在我面前提起罗佳呢？后来我又想，这也许是我在为罗佳报仇。

不久以后，有四个外校的女孩闯进西中，她们是来寻仇的。在西中建校两年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人来踢馆（在别的中学则可谓司空见惯），她们看上去都是十七八岁了，而且不太像是有人管着的样子，如果她们敢于奉献一点的话，说不定身后还有一些很有实力的男人。总之，这四个女孩在学校里左突右冲，马踏连营，她们的仇家是野兔子。

没有人给野兔子报信，甚至那四个女孩问起野兔子，还有人给她们指路。在走廊里她们撞了个正着，野兔子已经变成了近视眼，根本没看清人家的路数，被擒住了，脸上挨了几十个耳光。

大快人心啊，她就像《红楼梦》里的赵姨娘，挨了打以后，就真的一文不值了。各个班级的人蜂拥而出，既害怕又兴奋地围住了这五个人，野兔子挣脱了八只手，企图逃跑，但已无路可走，那包围圈的直径只剩下一米，连打人都不太方便了。我也去看热闹，一不小心，被众人挤到了最前面。野兔子被薅住头发，像揭开锅盖一样朝我抬起头来，某一瞬间她那巨大的眼睛瞪视着我，我十分惊恐，还没来得及撤，她一口血沫向着我的脸上喷来。

然后，她就像曾经的罗佳一样，再也没有出现。所不同的是，野兔子不可能转学，她回家了。

有一度我会梦见她，她满脸血污，低垂着头颅像一个沮丧的女鬼，忽然抬头露出她的眼睛，张牙舞爪，定格，变成银行门口的石狮子。我被这个梦吓醒了好几次，祈祷它不要再出现，那种本身的恐怖，以及随之而来的可笑的恐怖。后来我终于达到了梦遗的崇高境界，这说明我发育了，就个人历史而言，不啻为辛亥革命、解放中国、文攻武卫、包产到户、改革开放。

抛开野兔子不说（她让我头皮发麻），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天，这意味着我稍稍可以步入成年人的世界，在这里人们比较讲点规矩，不会随时随地扒下你的裤子，在这里更多的残疾人汇集在一起，他们必须出来谋生，必须设法让自己看起来没事，设法比正常人更强悍，比如捞尸的歪头、体格强壮的方小兵、白柳巷里擅长骂各种脏话的瘸子老炳。我这么想着，觉得又可以混过去一段日子了，烦恼的事情却接踵而来，街上新一拨的小孩，他们跟在我屁股后面，欢呼着歪头哥。这使我恼羞成怒，作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成天被七八岁的小孩追骂，我不可能继续装出一副孱弱的样子，必须予以反击，但那等于说又坠入了儿童世界。

于是人们看到我凶狠地转过身体，对那些小孩说：“滚！再胡闹就揍死你们！”小孩大笑着撒腿跑掉，事实上我并不想让自己显得这么凌厉，我是个很温和也很机敏的人。

没有人发现我变得孤独而自闭了，他们认为我本来就是孤独而自闭的，他妈的！

我决定去找罗佳。

二十二中在百花巷，那是戴城的另一条花街，与蔷薇街遥相呼应。出于某种奇怪的自尊心，百花巷的居民都有点藐视我们，因为我们是贫民区，他们是清朝的老街，虽然同样地容易着火，他们烧掉的都是雕花梁柱，我们烧掉的无非废砖烂瓦，若一起着火那消防队肯定先浇他们。

那时已经是深秋，我请了半天病假，谎称去做颈部推拿，把唯一的高领毛衣套上，背起书包，跳进满城乱转的中巴车，这一新型交通工具介于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之间，可以载我去城里的任何地方。到了百花巷口，车子开不进去了，我下车，走进去一段路，听见眼保健操的音乐，知道自己没找错地方。我溜了进去，这所老牌中学的景色迷人，高大的银杏树像下雪一样撒落枯黄的树叶，凉风阵阵，国庆节残留的彩带丝条在头顶舞动。我遛了一圈，找到一个上体育课的女生，问她：“初三的罗佳你认识吗？”女生说：“哪个班的？”我说我不知道。她很好心地带我去问了另外几个女生，立刻有人告诉我：“哦，就是前阵子被人打的那个，处分通知都贴校门口了嘛。”我说：“谁被谁打了？”女生说：“罗佳啊，有两个女的在我们学校门口找碴，揍了她一顿。”

女生揍人成风了，野兔子惨遭不测，罗佳也是。我十分痛心，暗暗还有几分好奇，挨揍以后的罗佳不知道什么模样。女生说：“罗佳还来上学的，眼睛打青了，你去那边二楼初三一班找她吧。喂，你干吗老歪着头跟我说话？我很滑稽吗？娘逼，你好像是个歪头哎。”我暗骂她没见识，转身拔腿就跑。

在二楼的楼道里等了一会儿，下课了，学生们涌出教室。我看到了罗佳，她独自一人下楼，走得很慢。我跟在她身后走了一段路，她没发现我，穿过一条小路，快要到达操场，我才意识到她是要去那边的女厕所，赶紧喊了一声：“罗佳。”她猛回头，情况没那么严重，眼睛上的乌青已经褪得差不多了。她茫然地看着我，我朝她艰难地一笑，想以此来唤醒她的记忆，不料她从地上抄了一块砖头，对我说：“你要敢过来我就砸死你。”我大声说：“我是来看你的！”她说：“你是来打我的。”

看样子是被人打出神经病了，我不得不向后退去，她看了我半天，把砖头扔在地上，说：“等我上完了厕所回来跟你说话。”

等了好一会儿，她从女厕所出来，表情也稍微缓和了些。这时上课铃声响了，她说还有最后一节课，让我再等她四十分钟。

“但是别站在女厕所门口等，到校门口去。”她说，“这几年你一点长进都没有。”

我答应了，走到校门口，站在公告栏前看了看，二十二中是著名的风流学校，他们出过打胎女生，最要命的是那个女生不但打胎而且死在了手术台上，成为了戴城日报上的社论。我看到公告栏里贴着：高三某女生因作风问题而勒令退学，初三某女生因偷东西而被留校察看，高二某女生在深夜的人民公园被联防队擒获，虽然她干了什么都没人知道但给予记大过。果然名不虚传。然后看到初三一班的女生罗佳，因在校门口挨揍而被警告处分。我无论如何没想通，挨揍的人为什么也要受到行政处罚，看来这几年她也没长进，老师并不喜欢她。顺便说一句，当时的社会风气还很传统，一个初中女生若是受了处分，那简直就是宣告了她破鞋、烂货、老菜皮的未来。

再一次下课铃声响起，学生蜂拥而出，我在小摊上买了两支棉花糖，像握着两朵白云等待与她分享。直到人群稀疏了，罗佳推着一辆淡绿色的自行车走出来，我送上一朵云，她淡然地说：“你自己吃吧。”于是我像个傻瓜一样手里拿着两坨棉花糖（现在它们不再是白云了），跟在她屁股后面，吃了几口，觉得自己太不像是个出来约会的男人。她左脚搁在脚踏板上，作势要上车，问我：“你没骑车？”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还不会骑车。”她故作惊讶地说：“还不会骑车？”我说：“我很快就能学会了。”她带着鼻音哼哼地笑了起来，说：“那我们得走上好一阵子了，总不能让我驮你吧？你的棉花糖呢？”我说：“扔了。”她摇摇头说：“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哦，我心目中唯一的罗佳，你还是以前那样，尽管眼睛被揍青了，尽管你挨了处分看上去像是烂货预备队，但歪头男孩对你的爱恋不变，直到永远。我默祷这些词，它们像纷纷而来的子弹打得我的心脏千疮百孔。

一直走到没人的地方。

她停住脚步，踩下自行车的撑脚，对我说：“好吧，你是来看我的。现在给你仔细看，把我打成这样，你来晚了，前几天更厉害。”

我说：“我又不知道你被人打。谁打的？”

罗佳说：“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是野兔子打的。她在学校门口拦我，打我的眼睛，还掴我的脸。我倒了霉了，被人打，还挨了个处分。”

野兔子！我眼前一黑，还没理清楚事情的大概，罗佳告诉我：“野兔子说了，她喜欢你，你喜欢我，所以她来打我。”

我差不多明白了，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想了想，总算可以有一件事安慰她：“野兔子也被人打了，就在我们学校里，四个女的打她，可惨了，满嘴是血。上个礼拜她退学啦。”罗佳残忍地一笑，说：“你猜那四个女的是谁叫来的？”

我说：“哦，是你。”

好笑吗，悲凉吗？野兔子和罗佳，这两个女的为了我，居然互相攻伐，一个退学，一个处分。我毫发无损，犹在梦里。罗佳说：“我刚看见你的时候还以为你是来给野兔子报仇的，这种事情，男人不要掺和进来。”我说：“我不会给她报仇的，我站在你这边。”罗佳轻蔑地说：“随便你。”

后来她跳上了自行车，一溜儿远去。我追了几步，喊她，她头也没回地说：“我要回家了，你别再跟着我了。”我大声说：“以后我常来找你。”她说：“等我养好了伤再来。”深秋的凉风鼓动起她的头发，自行车被夕阳照得熠熠闪光，晃了我的眼睛。

我回到蔷薇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学会骑自行车。这无疑又是件出洋相的事，我推着小妍的自行车，黄昏时分羞答答地上街，后面跟过来一群无聊的小孩，大喊：“快来看歪头哥要学自行车了！”我上车，我捏闸，我摔倒，都会招致一片喝彩，后来索性连大人都蹲在马路边观看这场免费的马戏表演。这种气氛之下什么都别想学会，我只能改到早晨起来练车，天还没亮，借着路灯的照明，先迎来一拨上早班的人，再迎来一拨下夜班的人，等到买菜和倒马桶的人出现时我就差不多该收摊了。

早起的世界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安静，因为人迹罕见，有些秘密反而清晰地呈现于眼前。那时关文梨也搬到了城西住着，我爸爸每天早晨在家门口刷牙，关文梨去买菜的时候会经过，两人像是掐准了时间，每天都能打一个照面，脸上抹过两丝笑容。自从孙保生大败老克拉以后，顾大宏和关文梨又恢复了以前的暧昧。

我还看到白柳巷的瘸子老炳，某一天凌晨从巷口蒯红英家里溜出来。蒯是花街著名的活寡妇，她男人去日本留学，顺便勤工俭学，搬东西，刷盘子，背尸体，都是些见不得人的活，但挣的是日元。那几年对日本人没那么恨，都喜欢看日本电视剧和动画片，所以也不觉得特别丧失尊严。蒯红英在街上算是有钱人，她家里有正经的日本原产索尼彩电，我对瘸子老炳说：“你是不是在蒯红英家里看了一夜的彩色电视啊？”老炳以为我说真的，趿着鞋皮敷衍道：“是啊是啊。”我说：“她男人明年就回来啦，你死啦死啦的有。”

还遇到过一个陌生人，他衣衫不整，神色慌张，走过我身边时对我说：“小朋友，帮忙去解放路十六号的朱家告诉他们，我走了，不回来了。”然后他迅速地穿过街道向西走去，消失在即将褪去的夜色中。我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天亮了跑到他说的地址一问，原来他昨夜失手杀了个人，这是去逃亡了。警察已经在家等着，听到我说的，就打电话让人向西追过去。他的老娘已经哭背过气了。

凌晨的街道有另一种气息，被橙色的街灯浸泡了一夜的世界，既温润又寒冷地通往前方，熟悉的人们都消失了，其实他们只是缩在被窝里，隔了一堵墙，但他们置身于梦境确实是另一种消失。那些在凌晨出行的人，带着隔夜面孔，微微浮肿着双眼，半醒不醒，好像是被这个陌生的世界释放出来的游魂，直至晨光熹微，朝阳出现之前有一匹暗蓝色的巨兽跑过天空，它走了，白昼来临，人们逐渐恢复正常，街道热闹起来，我推着自行车从孤独的少年重新回到一个庸常的歪头，魔力瞬间褪去。

某一个凌晨我骑在自行车上，左扭右拐，艰难向前。差不多半个月了，自行车在我胯下始终难以驯服，我摔够了，我想要是再学不会，就学着瘸子老炳那样去搞一辆三轮车。很多瘸子都拥有一辆三轮车，可能它才是我的宿命之选。我在一个下坡处丧失了一切勇气，绝望地岔开双腿，可是奇迹发生了，车子顺坡而下，在获得那种平衡感的瞬间我也体会到了幸福，与暗蓝色的巨兽一起跑过世界，一股触电般的酥麻感从下身蹿到心脏，我把持不住，发出了一声女人般的呻吟。

城市变小了，自行车可以带我去几乎所有地方，二十二中不再遥远。我获得了自由然后决定自投罗网。

那时候我们能去的地方仍然屈指可数，为了避开仇家，我们不敢再去录像厅和溜冰场，她带我去了一个地下室，里面没有顾客，摆着四张小号的台球桌。她要了一局，拿过球杆在撬粉上擦了擦，盯着桌子上的十五个球，毫不理会我的惊讶和无奈，自顾自打了一杆，啪的一声脆响，球撞得四散滚开，她从桌子上扭过头问我：“会打吗？”

“不太会打斯诺克。”

“不是斯诺克。最简单的，谁先打进八个球就赢。”

真看不出来她会这个，以前她念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平平，音盲加色弱，完全不具备打台球的气质（后来她说她不太会打斯诺克就是因为分不清蓝色和绿色球）。我拿过球杆照着她的样子捅了一杆，打出一个跳球，白球飞过红球击中蓝球落袋。这次轮到她傻眼了。可惜这一杆以后我就再也没打出像样的。看着她打球，我说：“我从来没见过初三女生会打桌球的。”

“我也没见过。”她说。

灯光照在她的头顶，头发上有一圈亮光，像是一种天使的造型。

我在那台球馆里转了转，这是一九八八年最潮流的场所，看场子的是个打毛线的大妈，一边看罗佳打球一边对着我傻笑，手里的毛线活还没停。她身后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美女打台球的海报，美女打扮得像香港录像片里的小太妹，短发，巨浪般翘起的前刘海，以及赤裸的臂膀和黑色的半指手套，她紧紧地握着球杆，用一种哀怨的眼神看着我。这和罗佳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形象，后者仍是个初中生，但眼睛里除了台球之外什么都不存在。

打完这一局，有一群高中男生走了进来，他们多看了她几眼，她感觉到了，把球杆横放在桌子上，对我说：“走吧。”

在路上，我问她：“谁教的你？”

“教什么？”

“台球。”

“不用教，”她说，“别人给讲讲，站在边上看看，自己打几次就学会了。我爸爸说只有桥牌是必须认真教的，其他什么都可以自己学。”

“这是赌棍的天分吗？”

“我可以叫他赌棍，你不可以。”她说，“嗬，你竟敢说我也是赌棍。”

“我什么都没说。”

“你嘛，也不陪我玩，你说你来干什么呢？只会看录像片的人。”

我指指自己的头，说：“我脖子扭不过来，你打桌球的姿势我摆不出。”

她怪同情地看看我，说：“是的，我也看出来了。以后不带你来打台球了。”

我说：“我也不想看着老太婆对我怪笑。”

然后我迎来了圣诞节，这个节日以前没有，忽然就出现了、流行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短暂地失去了联系，我找不到她，在十二月二十日那天我寄出了一张贺卡。贺卡很好看，是我姐姐的一个台湾笔友送给她的，我从中挑出最适合罗佳的那一张，一个大头细腿的美女在打台球，写上自己的祝辞寄了出去。没有回音，她像是被冬天的寒流吹走了。过了几天，我在冷飕飕的街道上遇到了她，她和几个女的在一起，然后我认出来她们之中就有曾经揍过野兔子的。

我那时已经喊了她的名字，引起了她们所有人的注意。

“啊，真的是个歪头！”她们捂着嘴巴笑了起来。

我退回到电线杆旁边，靠在那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烂糟糟的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她们笑得前仰后合。罗佳走过来把香烟一把薅走。

“装什么深沉呢你？”

我看着她不说话。那些女的跟了过来，说：“我们都知道你的，你的头歪得没她说的那么厉害。”

我说：“我也知道你们。”

罗佳回过头说：“去去，你们走吧。我要和他说话。”这几个人勾肩搭背离开了。我继续靠在电线杆上，感觉到很无助，很彷徨，总之是被几个举止轻佻言语乏味的女人给捉弄了。罗佳说：“你怎么不来找我了？”

“我给你寄过明信片的。”

“没收到。寄我们学校那肯定是被人冒领了。”

“明信片有什么可冒领的。”

“也许他们觉得好玩。”

“你是怎么会认识那种女人的？”我望着那几个女孩的背影问。

“同学。”她说，“有几个是高中部的。她们好玩吗？”

“不好玩，是阿飞。”

“我呢？”

我一时语塞，然后机械地摇摇头。在她脸上刚才还流露出的一丝轻佻忽然又变成了怀疑和厌烦，这种表情我太熟悉了，她从小就是这样，随着成长而变得隐蔽、坚硬，再有一百个马老师恐怕也难以攻破。

我们去了很远的郊区，骑着自行车，顶着寒风。在空旷的公路上她逐渐加快速度，我问她要去哪儿，她不告诉我，继续加速像是要甩掉我。我们离开戴城已经很远，柏油路变成了土路，天色阴霾似乎要下雪，周围全剩下些农舍。我觉得离公墓区越来越近，心里一阵阵的疑惑，后来她停下自行车说：“知道吗？我现在和你一样。”

“哪儿一样？”

“我妈妈也死了。”她说，“她是气死的，人要是总在生气就会得癌。”

“我妈妈是车祸死的。”我说，“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和你爸爸一起住？”

“我爸还没放出来，我和爷爷奶奶一起住。”

我想我渐渐明白了，你为何喜怒无常，但也许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也许只是你喜怒无常。

后来她说，她本来是要去墓地，可是又打消了念头，因为天黑了。我们往回走，我说我认识一条小路离城更近，但二十分钟后我们被一条河挡住了，河上的水泥小桥塌了。我们失去了方向。远处的农舍亮起微弱的灯火，河面上的薄冰泛着冷光。我们下了车子，她转头看我，在薄暮下我眼角湿润，泪光盈盈。

“你怎么回事？”

“我一想到你妈妈去世了就难过。”我说。

她愣了半晌，忽然愤怒地说：“谁要你同情我？你给我找到回家的路才是正经！”

同病相怜是不存在的，即使是相同的遭遇、相同的残疾，人们也会认为对面那个人患的不是自己那种病。比如我和方小兵在一起，他觉得歪头可悲，我觉得聋子可笑。又比如我和罗佳，我不知道她怎么想的，但至少她不会承认自己落到了和我一样的境地。我也这么认为——她比我更惨些。

冬天里我们又断了联系。我一直记得那个迷路的夜晚，我们从断桥处折返回去，顶着北风，天黑时还在土路上猛踩自行车，内心非常焦急。农村的野狗成群地窜过眼前，发出一连串的怪叫。我想安慰她几句，刚一张口，一股冷风吹进食道，这一路上我始终在打嗝。等到进城后，我总算松了口气，再一转头发现她已经消失了。

剧情总有起伏，此后我没敢去找她，这样也好，我时常缺课已经引起了毕老师的注意，消停一阵子有助于我恢复元气。到了开年春天罗佳来照相馆找我了。

“我要去看我爸爸。”她说，“陪我去吗？”

“不是说就要放出来了吗？”

“又加了一年刑。”她沮丧地说，“这次是真的去探监。”

“要给他带什么东西吗？”

“不用。”她说，“他要的东西我全都没有。”

我们约好了星期天碰头。到了那一天，罗佳又出现在照相馆门口，这次遇到了我爸爸，他依稀有点记得，几年前她曾经在照相馆拍过一张照。我总共就带过两个女的光顾过他的生意，一个罗佳，一个野兔子，也难怪他会想起来。那天方小兵正好在照相馆里玩，终于，又轮到小兵出场了，我始料未及。

小兵看到罗佳，扔下了手里的一切。我赶紧在他小本上写：我们要出去，你自己玩。但小兵已经无心看他的本子，他微笑着抿着嘴巴站在了罗佳身边，天知道，这个聋子以前看见女孩子都是张着嘴的！我推了自行车想溜，但聋哑人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眼尖手快嗅觉灵敏，他早就揣上了自己的小本子，蹿上了我的自行车书包架，并且兴奋地向罗佳打着各种各样的手势。

“下去！”我用力挥手。方小兵闭上了眼睛。罗佳说：“带上他吧，他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说：“方小兵啦。”

小兵不会骑车，这和他的残疾有关，聋子的平衡比较差，学会了也容易出交通事故，他听不见汽车喇叭。我的车技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可以带人了，于是方小兵坐在书包架上，我驮着他从城西骑到城东，累成一摊烂泥。小兵嘴里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罗佳问我：“他在干吗？”

我说：“唱歌。”

“哑巴唱歌？”

“反正就是这么唱的。”

“天生的哑巴？”

“打链霉素打出来的，聋了，然后就不会讲话了。你可别正对着他的脸说哑巴这两个字，他看得懂口形的，所有的聋哑人都看得懂，会揍你。”

“我既没见过哑巴唱歌也没见过聋子打人。”

快到那座桥时，我问她：“我可以进去探监吗？”

“当然不可以。”

“我倒也想去监狱里看看什么样的。”

“想进监狱很容易。”她微微地嗤之以鼻。

“骑不动了。”我停下车子。前面就是大桥的斜坡，小兵顺从地从书包架上出溜下来，在小本上写道：这是哪里？

监狱。我告诉他。我们是去探监，看罗佳的爸爸。

小兵点点头，一点没露出惊讶的神色。后来我想起小兵八岁的时候就和犯罪团伙生活在一起，他见多识广，比我厉害。

过桥就是监狱。我和罗佳推车上桥，小兵掏出本子写道：和罗佳出门真好玩。

我向罗佳介绍：“他现在已经是画家了，每天都在家里画图，他画的彩蛋每个三毛钱有人来收购的，一天画二十个他就挣六块钱，一个月挣一百八十块。不过收购的人只要一百个彩蛋就可以了，所以他现在一个月只能挣三十块，以后等他画出名了，或者学会画扇面啦、屏风啦，就能挣到好几百了。”

“你在讽刺他。”罗佳说。

“都是真的。”

“你在背地里说过我的坏话吗？”过了一会儿她问。

“没有，从来没有。”

她摇摇头，看她的样子是不相信我的话。

大桥上全都是人，他们趴在桥栏杆上向河中探望，河岸上大批警察。一问才知道，是有人越狱了，警察在后面追，这个犯人向警匪片学习，跳进了河里，企图泅水而逃。

“结果他沉下去啦。”看热闹的人说。

罗佳走过去问了一下，被告知今日探视一律取消。罗佳说：“真倒霉，白跑一趟。要是有人越狱，狱警都要扣奖金的。”我说：“会不会是你爸爸？”忽然想起来那人可能已经淹死了，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转头一看，罗佳板着脸说：“他没这本事也没这胆子，他只不过是个赌棍。”

她是一个很容易得罪的人，多年来我小心谨慎地和她说话，仍不免冒犯她。我想向她道歉，才露出一点内疚的眼色，她就很敏感地翻了个白眼走到方小兵身边去了，两个人在本子上涂涂写写，进行着秘密的交谈。小兵乐坏了，我暗暗嫉妒，心想等回家了肯定把你的小本抢过来看看，到底谈了些什么。罗佳似乎了解我的心思，写完一张，撕下来，扯碎，纸屑向大桥下纷纷扬扬地飞落。她瞟了我一眼，神色依然冷峻。

那艘黑色的小船又出现了，歪头的捞尸人站在船头，手执带钩的竹篙，有气无力地东戳一下，西戳一下。这可以理解，凡是无主的或属于政府的尸体，他们都敲不到竹杠，因此也缺乏动力。桥上的人让他们卖力些，再这么捞下去，天就该黑了，明天捞出来一具被鱼吃掉大半的尸体，很不雅观。

方小兵不识相，拽着我的衣袖，对着小船指指点点，意思是让我下去拜师。罗佳说：“这不就是你要找的人吗？”我很生气地说：“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

罗佳趴在桥栏杆上，定神向河中凝视。船越来越近，已经到了桥底下，我说：“走吧，别看了。”罗佳不理我，像是要把这场恐怖电影看到底。天色有点暗了，夕阳又一次落在河流的上方，照得金灿灿的。在这过程中，她一直没有说话。忽然听到一声吆喝，歪头老人双手交替从水中拔出竹篙，一具尸体就此漂上水面。距离很近，就在大桥的正下方，围观的人发出“轰”的一声低喊，集体打了个哆嗦。

一直到尸体上岸，罗佳说：“我们走吧。”又嘟哝了一句：“真恶心，今天晚上做噩梦。”

我说：“早就让你回家嘛。”

罗佳恶声恶气地说：“我是按你提醒的，看看淹死的人到底是不是我爸爸！”

罗佳曾经问我：“为什么我跟你在一起，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觉得你随时随地都会嘲笑我。”

“你想让我怎么样呢？”

“像方小兵那样。”

“做哑巴不说话？”

“不，稍微笨一点。”她说，“你有时候显得太聪明了。”

若论方小兵的笨，可谓尽心尽力，万死不辞。那次探监回来，罗佳的自行车坏了，后轮屏死，她从车头那儿翻了出去。我下车扶起她，她拍了拍身上的土，说自己没事。这时方小兵已经在捣鼓她的自行车，发现后轮不转了。小兵和马福大叔学过一点修车的知识，用小本子告诉我们：轴坏了。于是他扛起自行车，一溜小跑。我目瞪口呆，想不到这聋子能使出惊人的力量，是爱情使然吗？足足跑了一刻钟，来到一个修车摊上，换了一根轴，摊主要价二十元。小兵潇洒地从口袋里甩出两张旧钞。他妈的，我竟忘记了他一个月能挣三十块！而他为罗佳付出了大半个月的收入，六十六点六六个彩蛋！

我和罗佳的二人世界终结于方小兵之手，从此他与我们形影不离，在我身边有罗佳的时候基本上都少不了方小兵。聋子不用上学，在家画彩蛋属于早期的自由职业，他有的是空闲时间。罗佳也乐意他跟着，大概觉得他笨头笨脑很可爱，而且掏得出二十元的巨资，在十六岁的同龄少年中非比寻常。

有一天我去方小兵家，他独自画画大概太寂寞了，手里拿着一根拖把杆子，趴在桌子上，摆出打台球的姿势，而那些台球，理所当然是他干活的材料：彩蛋。

我气坏了，他们单独出去过，而且罗佳教了他打台球。这玩意儿我永远学不会，也不想去学，但它也未免太适合聋子了。在和小兵的比赛中我落了下风，为了弥补，我从我爸爸那儿借了一台傻瓜相机，又顺了几盒胶卷，于是在这场欢乐竞赛中我又领先一步，她可爱拍照呢，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还不喜欢彩照，就喜欢黑白的。这么干了几次之后我发现拍出来的照片中没有我，只有罗佳，或是方小兵，或是罗佳和方小兵。如果把照相机交给小兵，让他拍我和罗佳的合影，冲出来的照片永远都只有她，我只剩小半个脑袋尖。这聋子有多聪明吧，罗佳根本不知道。

那时我们经常出去，虽然明争暗斗，也没有伤了和气。在这个组合中，罗佳体会到了女王般的快乐，我和方小兵，从远处看，她身边左右各站一个残疾人，很没有品位，然而人间的快乐是不能用常理来解释的。

为了能像正常人一样出行，方小兵也学起了自行车，那确实很危险，当他摔倒时从喉咙里发出的吼叫能把人吓死。方屠户看出端倪，有个美妞正在我和方小兵之间左右摇摆，虽然他此生输给顾大宏，但他的儿子必须赢。有一天屠户从肉摊上骑回来一辆很旧的小三轮，郑重地交给了方小兵，后者终于可以和我并驾齐驱了。为了让小兵更安全，方屠户把该车刷成红色，好像是救火队里出来的，又在车头上绑了一面镜子，充当后视镜，车尾用白漆刷了一行字：“聋哑人在骑车！！”

这辆车子是欢乐的源泉，我和罗佳都不骑车了，坐在三轮后面，由方小兵带我们。好几次去探监都是如此。小兵任劳任怨，方屠户心疼不已，对我说：“小出，小姑娘坐三轮我没意见，你能不能自己骑个自行车？”我说：“你这就不懂了，要是她一个人坐车，只坐一边，那车子会翻的。”方屠户说：“我情愿让方大聪坐在车上！”我说：“好吧好吧，下次我来骑车，这总可以了吧？谁让你非要写‘聋哑人在骑车’的呢？”

那时候我和小兵轮流骑三轮，去城东的监狱。罗佳独自走进去，我和方小兵在大桥上把车子骑成s形路线，另一个人就躺在车子里。天气总是那么好，太阳照在身上，令人想睡觉。我想那岗楼上背着刺刀枪的哨兵一定觉得很奇怪，这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或者干脆说，是什么毛病。

我和方小兵曾经承受过一种嘲笑，即，那美妞是耍你们的，你们痴心妄想。这种嘲笑来自瘸子老炳，来自街道主任鲍翠芬，来自蔷薇街上很多闲人，这种嘲笑像天边遥远的雷声，并不足以引起警惕，但我可以看到另一个地方正在下着滂沱大雨。雨也许不会来，也许很快就来，谁知道呢？我和小兵都无所谓，他反正听不见，我假装听不懂。只有一条秘密是我们共同保守的：绝不告诉别人，我们是陪那女孩去监狱。

在我十六岁时，人们把这种感情称之为早恋，也称之为少男少女的友谊，更有一种说法，叫做“朦朦胧胧的感情”，好像我们都是近视眼，不知道此生将会爱上a型血呢，还是b型血。事实上就在我更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将会爱她到很久很久的以后。我承认，这种爱情是朦胧的，可一旦褪去那层雾，它将会变得异常的锐利。

有一次我对罗佳说：“他们都说我们很早熟。”

罗佳说：“你不早熟，我比较早熟。你就像个土豆，我像菠菜。”

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比喻，土豆爱着菠菜。那么方小兵又是什么蔬菜呢？罗佳胡诌道：“他是西红柿，生的熟的都可以吃。”我大笑起来，请问土豆菠菜西红柿的好日子还会有多久呢？

她消失在晚春阳光明媚的时节，那时她忽然不愿意再和我们一起玩，我去过二十二中，看见她背着书包，和那群疯疯癫癫的女生一起骑自行车呼啸而去，她的书包架上甚至还带了个人。那种速度不是我能追得上的，必须方小兵骑着三轮才可能让她们笑翻在地。我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她，至于什么原因，我猜不出来。有一天她又在校门口遇到我，她对我说：“别再来找我了。”

“可是为什么呢？”

“前阵子我很伤心，有你们陪着。现在我好一点了。”

“我还以为你一直要和我们玩。”

“那当然也可以。”她犹豫地说，“可是想想又觉得不甘心。”

我暗暗点头，她给了我十六岁时最诚实的理由，即使还有其他原因都不必去猜了。

她跟我说过，小时候看过一个童话叫《绿野仙踪》，多萝茜和狮子、铁皮人、稻草人一起去冒险，但在童话结束的时候，狮子、铁皮人和稻草人都得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他们不能和多萝西一起回家。那个童话我也看过，我说，多萝茜帮助狮子找到了勇气，帮助铁皮人和稻草人找到了心和爱什么的，而你让我伤心。她说这就是她打个比方而已，也许顾小山是多萝茜，而她罗佳才是铁皮人呢。后来我想，这不是童话，原来是谜语。

我一度以为她冷酷无情、自甘堕落，但过了一些年，我认为即使是那些糟糕的事情，也应该具有并不糟糕的意义，反正你很快就会度过十六岁，向更远的地方去。

我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

方小兵来找我，他用小本子问：为什么罗佳不来了？我告诉他，罗佳和别人玩了。小兵不解地写道：和别人玩，也可以和我们玩，这有什么关系？我很厌烦地说：“带着哑巴和歪头去打台球难道很有意思吗？”小兵无法理解，也听不见，他就走了。

第二天方小兵泪水涟涟，推着三轮车回到了蔷薇街，原来他去二十二中门口找罗佳了，结果小三轮的车链被人卸走，身上的钱也抄空，聋子可能还挨了打，十分悲惨。小兵一生中挨打的次数并不少，且都是被成年人下的狠手，那种痛他受得了，因此我怀疑他有着更惨烈的伤口留在内心深处了。我一问，他果然告诉我：罗佳和很多男生在一起。那天他在二十二中门口苦等，坐在小三轮上既不像个运货的也不像个小贩，招来了很多异样的目光，等到罗佳出现了，他笑眯眯地走上去对着她打手势，她身边还有几个男生女生，显然他们都不喜欢一个太主动的聋哑人，于是教训了他一顿。而我们的罗佳，她始终低着头不说话，最后方小兵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她才跑过去劝解。小兵只看见她说了很多话，具体说什么却不知道，然后，她就抛下他，跟着那伙人走掉了。

为了方小兵，我再一次去了二十二中，防着挨打，在路口的电线杆后面等着她。等了三次才看见她落单，我走过去对她说：“以后方小兵可能还会来找你，别让人打他。聋子不懂事，好好地让他回家就可以了。”

“我只看到你又来找我了。”

“我来找你只是为了说这个事，”我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