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日晕月晕（2 / 2）

猫脸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别去居委会了，先跟我走一趟派出所。”他伸手来拽牛蒡，牛蒡飞起一脚踢在猫脸的肚子上，后者被踢闷了，倒在地上没喊出声来。鲍主任回过神来的时候牛蒡已经跑出去五十多米。

街道的两头都堵着警察，鲍主任大喊，警察看到了牛蒡。牛蒡又跑了回来，跳上一块水泥洗衣台，接着他就蹿上了屋顶，沿着屋脊像踩平衡木一样碎步快跑。他打错了算盘，上了屋顶太醒目，而且没那么容易下来。警察听说联防队员被踢倒了，也很生气，指着屋顶上的牛蒡说：“别费事了，你往那边跑，到头里转个弯就是派出所，跑个屁啊。自己乖乖的下来把事情说清楚。”

牛蒡站在屋顶上才发现周围有那么多警察，全是橄榄绿，圆形大盖帽，远处还有警车。往哪儿跑都过不去，最多跳到谁家院子里，不小心的话可能直接落到井里去。他站在屋顶上不肯下来，警察更生气了，搭了竹梯想爬上去，被牛蒡踹翻了梯子。这就算拒捕了。警察说：“好，有种，这小子以前肯定是犯了事的。”

男孩和他姐姐本来是在照相馆里，听说抓朱常勇，很好奇地围观了一下，忽然听见自己家那边传来动静，有人告知：快去看看吧，你们家那长头发的被警察撵上房了，今天真热闹。姐姐跑了过去，男孩跑得慢了点，到那儿两个人都被警察拦住了。远远的，男孩看见牛蒡坐在高处，有几个警察从他的正面爬上屋顶，牛蒡没吭声，也没动，警察踩着瓦片歪歪斜斜地走到他眼前，抡起手铐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反手铐住了，像沙袋一样运了下来。当他落入一堆橄榄绿之中时，猫脸发出尖叫：“把顾小妍也抓起来，把顾大宏他们全家都抓起来！”

男孩惊恐地往后退去，忽然觉得肩膀被人按住。他回头一看，摄影师站在那儿，不，那已经不再是摄影师，那只是穿着摄影师的衣服，并且连衣服也是血迹斑斑的一个人，他原先那张英俊的脸现在变得像猪头一样，两眼肿成了一条线，半个耳朵撕裂了，额前的头发少了一片。男孩吃惊地看着他，他无力地张开嘴，吐出了一坨血块。

男孩伸手拽了拽姐姐，姐姐回过头，从牛蒡转向摄影师，一瞬间她的眼睛从绝望变成死灰。她想杀人。

然后他听见牛蒡喊道：“我是一个逃犯，跟他们家没关系，他们谁都不知道！”

7

男孩觉得世界是倾斜的，一头喧嚣，一头沉默。当他坐在派出所，有个态度比较和气的老警察向他征询情况，他糊里糊涂地说：“是强盗干的。”警察说：“什么强盗？那个凌云是强盗？”

男孩说：谁是凌云？哦，你说的是牛蒡。他是一个诗人，笔名叫牛蒡，不过我没见他写过诗。你说他是逃犯，我也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我全不知道。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我爸爸，他是被强盗打成这样的，你们为什么还不去把强盗抓起来？强盗，他不是强盗，绰号叫强盗，他是关文梨的前夫，我可以带你们去他家。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警察说：“你爸爸说他自己摔的。”

男孩说一个人怎么可能摔得连耳朵都撕裂了，摔到绞肉机里去了？警察说：“当事人不报警，我们没有办法。还是说说凌云的事情吧。他是你姐姐的朋友？”

“我什么都不知道。”男孩厌烦地说。

这是他第一次踏进派出所，心里不由奇怪，住在这条街上很多年，竟然从没来过这儿。普通人若经常出入于派出所，绝非吉祥之兆，第一次踏进派出所既做了被告也做了原告，这仿佛更滑稽。他近似拒绝地扭过头，从窗口望出去的视界很狭小，一堵墙，细长的蓝天，大片的青苔。坐牢能看到的不会比这个更多了，你必须长久地看着它，把每一天变成每一分钟，把每一只蚂蚁看成是每一个人。男孩那时还年少，对监狱的理解还停留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境界，不知道那里的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他问警察：“牛蒡到底犯了什么罪？”警察没回答他，收拾起东西走了，于是他一个人坐着，面对一张空空的办公桌，出奇的安静，好像核武器爆炸以后的末日，只有头上的吊扇还在缓慢地运转。

快到黄昏的时候，有一个女警察走了进来，对他说：顾小山，在这份笔录上签个字，你可以先回家了。

他挪出屋子，沿着走廊缓慢地向前，眼睛瞄向每一扇窗户，试图从中找到牛蒡。然而没有，只看见之前那个老警察无聊地靠在椅子上，敲打着他的圆珠笔。正一下，反一下，很像庙里敲木鱼的和尚。下午的太阳正在变身为夕阳，男孩走到派出所门口终于明白，牛蒡是被押到公安局去了。相比之下，歪头顾小山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脚色，年方十六，委琐困顿，世界末日之后遗留下的生物品种。

经过照相馆时看见门锁着，他独自走回家，用钥匙捅开门，发现摄影师在里面坐着，关文梨的两个眼睛肿得不比摄影师逊色多少。男孩说：“怎么不去医院？”

关文梨说：“去过了，没有内伤，就回来了。”

男孩问：“为什么不报警？”

关文梨看看摄影师，摄影师含混不清地说：“不用了。”

男孩走过去看了看，摄影师除了耳朵缝了几针之外，其他地方未作任何包扎。看上去像一只白天打瞌睡的猫头鹰。男孩心想，他能带着这么个大脑袋回到蔷薇街已经不容易了，不知道怎么撑下来的，他比姐姐还爱面子，好看了一世终于被人打成这样，在他回家的路上想必是不知道自己的模样，进家门照了镜子是彻底明白了。一瞬间，男孩心里既同情又怨恨他，跑到厨房拿了菜刀往外走。摄影师呆呆地看着他，已经丧失了思考和行动的能力。是关文梨跑过来拦住男孩。

男孩说：“你让开。”关文梨说：“你也冷静点。”男孩大吼道：“你他妈的快给我滚开你这个臭婊子——”关文梨不理，只一下就夺过他手里的菜刀。他很软弱，几乎是自动缴械，眼泪不争气地涌了出来，他心想自己终于成了一个凶狠的怪物，街上孩子最害怕也最乐于嘲笑的那种。

他抹了一把眼泪，对他们说：“我去等我姐姐。”然后他走到街上，夕阳已经成形，落在远处的屋顶上。下班时的自行车铃声很密集，很清晰，有个女人对自己家的男人在喊，告诉你，今天好多新闻啊。他撩起汗衫擦了擦眼泪，索性把汗衫脱了，赤膊往巷口走去。

后来男孩知道，那天早晨摄影师去了强盗所在的舞厅，独眼把摄影师领到地下室。那里只有一张凳子和一堆垃圾。强盗就坐在凳子上，对摄影师说，欠条要是没带，现在写也来得及，独眼已经替你写好了，你签个字就行。

摄影师说我不打算写欠条，我这辈子没找任何人借过钱（开照相馆那会儿不算，故此可以看作是嘴硬）。强盗说，我和你正好相反，我这辈子没还过钱。独眼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你看我就是眼睛没了。摄影师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毛病，一个男人要有点气节，被人打瞎了眼睛还给人跑腿，吃点残羹剩饭，这值得吗？独眼笑了，说你嘴硬啊，反正打瞎你一只眼睛你还能继续拍照是不是，看来得把你舌头一起割了才行。摄影师说，我随便了，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然后他们开始打他。摄影师一开始比较清醒，记得强盗是用鞋底在抽他的脸，强盗一边打一边悠然地说，我不会弄死你的，那样我还得去坐牢，我要把你打得永世难忘，你不是好看吗，关文梨就喜欢你的脸，那我让她喜欢喜欢。然而独眼一直在撺掇，打死他。打过一轮之后，强盗说，写不写欠条？

摄影师说老子不写，操你妈的逼，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就敢杀人的吗？

于是这么打了三轮，从早晨打到上午，摄影师的脸已经没处再下手了。后来强盗真的打累了，天气很热，摄影师跪在地上，脑袋像一个剥了皮的番茄。摄影师神志不清，完全靠意志力支撑着，好像一个打到了十二回合的职业拳击手，就等着铃声响起，然后按点数判输赢。如果能坚持到最后，他还真未必输掉。独眼走过来摸了摸，说，有水平，打得真够好看的。强盗说，世界上有两种打法，一种是看不出外伤就把人打死了，还有一种是打成了猪头但其实一点事都没有，今天他选择第二种打法。独眼说还是你高明。强盗给自己点了根烟，说，我打不动了，你打。这时摄影师崩溃了，大概没人能受得了拳击比赛还有加时赛的，他说，别打了，我写欠条。

摄影师签字，强盗把摄影师的手指按在他自己脸上，然后搬到欠条上按了个血手印。强盗把欠条收了起来，这时独眼忽然对强盗说：哈，你完蛋了，我最多拘留几天，你就等着判刑吧。说完拔腿就跑。强盗愣了一会儿，对摄影师说：操，我要去宰了那个独眼。说完也走了。

摄影师一个人走出地下室，晃到街上。中午街上没人，舞厅还没开张，他从裤兜里摸出香烟，给自己点了一根，坐在马路牙子上。很奇怪，没有人注意到他，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样子，脸完全麻木，耳朵也塞住了，只知道衬衫上全是血和灰尘，混在一起成了暗红色的。街上连一辆三轮都没有，摄影师把烟从嘴唇上撕下来，带着一块血痂。他心想自己真是够混账的，既然写了欠条，又何必送上门挨打呢。想来想去，只有方屠户才是这种戆卵，但方屠户也不曾被人揍成这样。他又安慰自己，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先挨打再写欠条——不挨打谁会写欠条？挨了打谁会不写欠条？这很像历史使命。

然后他就像喝醉了一样晃回了家，看到很多人在逮捕朱常勇以及牛蒡，很多很多人，他想退回去但是没有了力气，于是他这张脸就此定格。

姐姐的问题比较严重，她是从公安局回来的，走到巷口看见男孩。他打着赤膊，把汗衫搭在肩膀上，正在路灯下喝汽水。天已经黑了，她非常疲惫，伸手拿过男孩的汽水喝光，说：“爸爸怎么样了？”

“脸肿了。”男孩说，“没有内伤。”

姐姐说：“肿的定义不是这样的，他都快被打成镇关西了。”

男孩说：“派出所的警察对我说，你要是不老实交待，就把你送去劳教。你会去劳教吗？”

姐姐悲伤地说：“我没有不老实交待，可是也交待不出什么东西。”

男孩说：“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牛蒡是逃犯吧？”

姐姐没回答，一抬手把汽水瓶子抛向了远处，男孩期待着它发出爆裂声，但是没有，它直接飞进了草丛。两个人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觉得很无趣，难道那汽水瓶子还会从草丛里跑出来要求他们再扔一次吗？

男孩说：“你不如老鬼子，他一个啤酒瓶砸烂了小汽车的挡风玻璃，旁边有人在拍照他还起哄。”

姐姐说：“是啊，这戆卵还把店里的啤酒瓶全都发给人家，你说这不是找死吗？”

男孩说：“你真的不害怕吗？”

姐姐说：“你那时候还小，不记得了，我可都经历过来了——别忘了我们家是一下子死过三口人的。嗯，是的，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往前走了一段，看见瘸子老炳的残疾人三轮车停在朱常勇家门口，门歪着，里面黑漆漆的。男孩说：“老炳来了。”

姐姐说：“不至于吧，太可笑了。这条街都疯了。”

他们回到家，看到关文梨和衣侧卧在钢丝床上，守着摄影师，两个人都睡着了。男孩说：“我睡到照相馆去。”

姐姐说：“我也去，我们说会话吧，我很累但是睡不着。”

于是又往回走，走到朱常勇家门口听见里面传来蒯红英快乐的呻吟。门关不上，那声音时而婉转时而低回，断断续续又高亢一下。男孩抬头望天，只见一轮圆月挂在夜空中。他走到门口说：“朱常勇回来啦。”里面惊叫一声，就此安静下来。这个夜晚结结实实地沉入了一片精神病的月光之中。

8

男孩得到的唯一的好消息是：强盗不见了。出事的当天他就跑了，当然他并没有把那张带血的欠条还给摄影师。假如摄影师不肯去报警，这张欠条也许某一天就出现了，谁知道呢？摄影师就是不去。后来屠户带着一帮人，提着杀猪刀去找独眼，发现独眼也跑了。

姐姐比较机灵些，问摄影师：“你看清那张欠条上写了多少钱？”

摄影师想了想说：“记不清了。”

姐姐说：“要是写的是十万块，你就完蛋了。”

屠户说：“怕什么，让他们来，我卸了他们卖五块钱一斤。”

姐姐说：“方叔，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记得上回的事情吗？”

屠户说：“我和你爸爸不一样。我要是出了事，基本上就是孤军奋战，能不给人全歼了都算运气。你爸爸出了事，全城会跳舞的女人都要为他报仇，可以反包围。昨天碧波饭店的女老板也知道了。”他拍拍摄影师的肩膀，说：“她说要来看你，我让她晚几天再来，要是看见你这张脸说不定她就不爱你了，太恐怖了，比一九六七年你嘴里塞满了回丝还可怕。那次是李苏华救了你，后来你娶了她。可是老顾，这次你打算娶谁呢？”

摄影师呆呆地坐着，忽然问：“找到关文梨了吗？”

众人忧心忡忡，一起摇头叹气。头一晚上她在，后来没来过。男孩去找过她，家里没人，文具店柜台上换了个老太太，告诉他关文梨辞职不做了，去哪儿不知道。后来屠户偷偷地说：“你们都不知道，碧波饭店的女老板可勇猛呢，冲到柜台上给了关文梨两个大嘴巴，关文梨捂着脸什么都没说，这件事你们千万别告诉老顾。碧波饭店的女老板呐，那他妈的是真的爱你们的爸爸，她要悬赏砍下强盗一只手呢。”

摄影师也去过了派出所，交待了牛蒡的问题，挨打的那天他完全说不清事情，就算能说清他也假装自己不会说话，警察看见他这副样子也很害怕，请他回去休养。过了几天他清醒了就主动去派出所，这回想通了，告诉警察：牛蒡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强盗敲诈我，还打我，请你们去抓他，另外关文梨失踪了，我也要报警。警察很客气地回敬他：对不起，你挨打的地界不在这一带，要报警去别的派出所，我们管不了，我们就管你们家窝藏逃犯的事情。于是摄影师又糊涂了，说自己脑袋被打成了失忆症，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摄影师是这一带的名流，警察都认识他，看着他那张陌生的脸，警察叹息说：“老顾，你要向蒯红英学习，有事立即找警察，记得防患于未然。”摄影师这时又清醒了，说，不对，关文梨住在这片的，还归你们管，你们得帮我找到她。然后又说，蒯红英出卖了朱常勇，对此我并不是很赞赏，他娘的，换了我也得拿菜刀剁了她。警察很生气，说这家伙被打得变了性，怎么跟方屠户一个德性了？

摄影师的脑袋已经不能搁在枕头上了，他知道疼了。姐姐说这是个好现象，证明他在康复，知道疼就好，记住了以后就不会送上门去挨揍。摄影师借了一把躺椅，把南瓜一样大的脑袋搁在靠背上，脸正对着大门，长时间坐着。门是关着的，为了防人看到他的惨状。然而那几天来的人真不少，手里都提着慰问品，香蕉苹果，西瓜葡萄，还有一种叫做太阳神口服液的东西，据说吃下去最补元气。摄影师试了一勺，立马饿得想啃桌子，但他的嘴巴肿着只能吃半流质，十分不方便。

关文梨并没有出现。

摄影师失望极了，露出忧伤的表情。很可惜，这张脸上的东西太多了，忧伤已经挤不进去。现在他是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卡西莫多怎么可能伤心呢？男孩想，唉，卡西莫多的伤心真的是你们不能了解的。

有一天派出所的副所长带着几个穿便装的人来了，副所长说：“是这样的，那个叫凌云的人，电视台要拍一条罪犯落网的新闻。你们配合一下，把屋子里收拾收拾。”摄影师说：“你们找到关文梨了吗？”副所长摇摇头，觉得他不可理喻。几个穿便装的人走进屋子，自我介绍说：“我们是电视台新闻栏目的记者，你好。请问你的脸怎么回事？是被犯罪分子打的吗？”摄影师说：“你管不着。”

记者不和他一般见识，谁的脸被揍成这样都不太会有好脾气。他们转了一圈，看了看周围，说：“明天中午我们来拍，家里留个人就可以了。”

姐姐说：“你们拍什么啊？”

“拍犯罪分子被捕，押出去的镜头。”记者说，“有这样的镜头，对群众更有教育意义。”

“你们这不是弄虚作假吗？”摄影师说，“人早就被带走了。”

“搞宣传嘛，怎么能说弄虚作假呢？”记者不高兴了。

“朱常勇，老鬼子，他们全都被抓走了。为什么不拍他们？我家里特别好玩吗？”摄影师斜着眼睛问副所长。

副所长说他也不知道，文艺战线的事情。于是记者解释道：“我们觉得拍一个流窜到本市来的逃犯更有教育意义。还有，我们是新闻战线。”

“明天我们都在家，你们来。”姐姐在一边说。

摄影师艰难地转过头看看她，心里明白，这意味着她又可以见到牛蒡，至少能看一眼吧。

第二天早上摄影师去了照相馆，把自己锁在里面。第一是不想让牛蒡看到自己的惨状，第二是不想捎带着上了电视新闻。上午浩浩荡荡来了一群人，先是电视台的，再是警察，四面八方的群众都赶过来看热闹。男孩和姐姐忐忑不安地坐在家里，看着这些人捣鼓电线，布置场面。过了很久，警察从一辆面包车里押出了面容憔悴的牛蒡。

姐姐被警察告知，绝对不允许和牛蒡说话，到里屋去。男孩趁不注意溜到了外面，混杂在人群中看着牛蒡。他的头发被剃干净了，脸上也很干净，换了一件不知道是谁的衬衫，看着有点小。他显得很镇定，按照电视台编导要求的，往哪儿走，站在哪儿，悉数从命。有时他也回头看一看，可能是在找她，不过他很快就被警察按住了脖子。

气氛在热闹中有点悲壮，电视台的导演编了一个很戏剧化的情节，让牛蒡躺在床上，警察进来抓他。钢丝床已经还给方屠户了，老方自告奋勇地把床搬了过来，铺上席子，牛蒡按照导演的要求躺下，警察们很敷衍地扑向他，按住了，铐上，押出去。一点也不好玩，逃犯牛蒡看上去就像是配合着做了个抢新娘的游戏。实际上他踢伤了猫脸，爬上了房顶，他是个悍匪，但在电视节目中，他显得懒惰而无知，疏于防备又不堪一击，确实是法制教育的反面典型。

押出去的时候，导演很不满意，因为牛蒡在笑，还是那种诡异的类似嘲讽的样子。导演说这个得重拍，于是押了第二次，牛蒡倒是屏住了，后面的警察笑了。cut！再来一次。导演说，这小子太趾高气扬了，得把他脑袋押下去一点。警察用力按下牛蒡的脑袋，导演又说这也按得太低了，人物都不在画面中心了，按了好几次，按出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这下成功了。

男孩心想，用不了多久，人们就可以在电视里看到一个傻瓜，他不会冷笑，没有长头发，也不是诗人，他干过什么事估计人们也不会感兴趣，只有这个低头押走的形象，既沮丧又委琐。他甚至不如朱常勇和老鬼子，那二位享受着好汉的待遇，他们是本地人，一旦上了电视就会引起恐慌，引起人们评头论足，久久不能忘记。只有牛蒡是恰如其分的，完美的，类似寓言，绝不会活生生地硌在人们心里，只是按照某种战术即时地教育一下大家，然后就可以被遗忘了——介于信和不信之间的古怪状态。天哪，你必须做出这副样子，像标本一样扁平而僵硬，曾经存在，已经消灭。

拍完这组镜头，电视台收拾东西，警察押了牛蒡往面包车走去。男孩看见姐姐从里面走出来，站在门边喊着那个诗人，既非凌云也非牛蒡。

瓦西里。

瓦西里大声说：“娜佳，我会给你写信的。写情书。”脑袋上挨了一拳，塞进汽车，一路狂按着喇叭推开围观的人群，仿佛根本就是一辆推土机。它还没消失在巷口，就已经被人群合拢、淹没。

男孩再也没见到过这个家伙，也不曾收到过他的一张纸片。

翌日男孩接到了一封通知书，他被录取了，收留他的学校既不是什么高中也不是烹饪职校，而是非常古怪的化工技校。男孩都傻了，心想自己这副样子难道可以去做工人？当初填志愿的时候，不小心选了个“服从分配”。他觉得自己和牛蒡也差不多，无形之中被某种力量押送到一个地方。有明白人告诉他，化工技校，你惨了，那儿是一群无所事事的小流氓，你到了那地方要么被人欺负，要么去欺负别人，绝对没有第三种选择。男孩的专业是化工工艺，听上去挺文静的，说白了就是当操作工。别人告诉他，这就是适合你的专业，搞维修搞化验都不能让歪头参与进去，操作工没问题，那些化工厂的阀门和吊车并不在乎你的脖子是什么样的。

揣着这张录取通知书，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回家一看电视里正在放新闻。摄影师和姐姐两个，一个坐在躺椅里，一个坐在饭桌上，直勾勾地看着电视机，荧屏上高低闪动的光映在他们脸上。男孩问：“有牛蒡吗？”姐姐摇摇头。男孩说：“这么多天都没有，估计不会有他了。”姐姐说：“可惜啊，拍了好几次呢。”

最后一条新闻播完，天气预报宣布第四号台风即将登陆。姐姐忽然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去死吧。”

9

后来几天姐姐很低落，找不到人玩，幸好台风来了，刮倒了一些树木，蔷薇街像是中了魔法，瓦片在天空飞扬，自行车颤抖，用毛竹和油毡布搭起来的违章建筑塌了很多。人们躲在屋子里张口结舌，看大自然发威。这样的天气像是一种报复，然而台风过去之后，八月的炎热又死死地钳住了一切，这时你也搞不清楚，到底哪一种才算是报复。秋天还很远呢。

拉门先生来了一次，看到摄影师的大脑袋倒吸了一口冷气，庆幸自己跑得快，没有被强盗打成南瓜。拉门先生安慰了几句，转身走了，不多久拿来了一管药膏，说是香港人送给他的，涂在伤处最是消炎祛肿。姐姐用尖尖的手指挖了一点，细细地涂在摄影师脸上，冷飕飕的很舒服，把个大脑袋涂得亮晶晶的黏糊糊的，有点恶心。拉门先生对姐姐说：“带你去个地方。”

“不想出门。”

“去吧，我的舞厅。”

姐姐瞪视着他，觉得不可思议。拉门先生居然提前完成了他的五年计划，这改变了她对他的看法：一个浮夸无度、志大才疏的青年。然而她有点懒，并不想出去，拉门先生说：“只要你觉得好，我就把舞厅盘下来。”姐姐说：“说了半天原来还没过手啊。”拉门先生说：“转让费我都备齐了，随时过手。”姐姐心想，你还管我喜不喜欢，万一到时候亏本了，你全怪我头上，于是摇头说：“不去。”拉门先生很伤心。摄影师说：“帮他去看看吧，他也找不到人给他出主意。别给人骗了。”拉门先生说：“是的是的，师傅，本来想请你去帮我看看的，你最在行，可是你这脸——”摄影师说：“闭嘴。”

于是他和姐姐顶着毒日，骑着自行车，沿护城河边的公路一直往北。一路上她都在犯嘀咕，护城河边你说还能有什么像样的地段，居然开舞厅。她虽然念大学，但家里是最早做个体户的一批人，知道做生意顶顶要紧的就是地段，地段好的店面什么都能卖掉，否则就只能等喝西北风。到城北一带，前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屋顶，烂糟糟地趴在一堆低矮的屋顶之上。走近了一看发现是一座古建筑，灰沉沉的透着阴气，前面还有一块空地，竖着一个牌坊，牌坊旁边有个招牌：百乐宫。

“什么百乐宫啊，明明是城隍庙嘛。”姐姐说。

拉门先生说：“怎么能说是城隍庙呢，鬼才在城隍庙里跳舞。这里以前是个道观，后来变成毛巾厂的车间，就剩个空壳子大殿，毛巾厂搬了，就成了舞厅。”

姐姐说：“我们走吧，我觉得这里不合适。”

拉门先生说：“看都没看呢，他们老板还在里面等我，一起进去吧。”

穿过牌坊，来到道观门口，里面黑漆漆的，拉门先生率先跨过高高的门槛走了进去，她觉得身边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扭头望去是一只猫，趴在门口的美人蕉旁边，很警惕地弓起背。她觉得有点怪，再走进去看见拉门先生已经跑到一堆男人中间去了，那些人坐在大殿的一角，她的瞳孔没适应里面的黑，一时看不清，只听见里面的人在说：“陈勉，钱带来了吗？”拉门先生说：“我再看看，明天做决定。”里面的人说：“随便你，你不想要，有的是人要。”另一个人说：“我们也是看你熟人才给你这个机会的。”拉门先生虚与委蛇地说：“我并没有说不要，我也得筹钱嘛。”

姐姐没说话，闭了一会儿眼睛，再睁开，她看到那些人都是赤膊，脖子上挂着金项链，个别人似乎还文身了。开舞厅的都是这种人。她没在意，也没刻意去听拉门先生说什么，他那种虚伪的客套话太熟悉了，根本不需要辨别就能听出来。她在大殿里走了一圈，青砖地面，勉强可以跳跳慢四，廉价的灯管，一排破旧的折叠椅，还有一些音响设备。都不值钱，唯一可取的是这儿显得十分开阔，屋顶极高，梁柱错综，电线纵横，两扇大门之间的穿堂风吹得人有点凉意。然后她又想，夏天还不错，到了冬天岂不是要把人冻死？这时有个人从她身边走过去，她太敏感了，立刻注意到他有一个带着胎记的下巴，她像猫一样弓起了背。

拉门先生后来带着她离开了舞厅，拉门先生说：“地方不错吧？”

姐姐说：“你好像被那帮人揍过哎，自己忘了吗？”

拉门先生说：“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和这几个人混得还不错。当然，只是为了生意，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她并不爱听他说这种乱七八糟的格言，问：“多少钱的转让金？”

“五千块。”拉门先生说，“所有的设备都归我，不过我还得拿钱出来装潢，这地方现在太破了。”

“你是个戆卵。”

这个词她好几年不骂了，念大学以后她文明了很多，现在忽然又骂出来，拉门先生还觉得挺受用的，以为她只是骂他傻，不知道在她的心里从少女时代就积郁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在回去的路上，她听他唠叨着自己的计划：这家舞厅以前叫百乐宫，太庸俗了，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是百乐门，我要把它重新装潢，改头换面，它的名字叫“妍妍舞厅”你觉得怎么样？姐姐听了快要气得晕厥过去，顾小妍陡然变成了一个舞女的名字。她说：“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道观，你白费心机了。”然而拉门先生陷于他的虚妄之中，他觉得她带了一种偏见，当然，她也是为他好，但生意上的事情她并不是很明白——如果他不把这家舞厅盘下来，明年转让费一涨，他的存款速度跟不上行情。再说，就算做亏本了，他把这家舞厅再转让出去，按照涨价的趋势还是能小赚一笔。有很多人都在做这种转进转出的生意，比做小买卖更发财。

姐姐说：“你有没有问问他们，为什么不做了呢？是不是没有生意？这很重要。”

拉门先生说：“他们有更好的生意，开酒吧去了。以后我也要开个酒吧。”

姐姐说：“你要是被人打过，敲诈过，还觉得和他们做生意很自豪，那你就是个戆卵。”

拉门先生说：“我一点没自豪，我可记仇了。但是假如我很清高，不结交他们，又怎么可能去接这个舞厅？这种生意都是在熟人之间过手的。我略施小计骗取他们的信任。你以为我甘心一辈子端咖啡拉门吗？我知道你在背后都喊我‘拉门先生’的，这是一个很侮辱人的绰号。”她不说话，拉门先生又说：“我以前答应过你，要开个舞厅给你跳舞，虽然你现在可以在大学的体育馆里跳，但那地方够挤的，根本不能跳狐步嘛。我就想着这件事，这是我给你的承诺，也是给我自己的。”

姐姐听了有点感动，赶紧说：“别讲了，有点恶心了。”于是拉门先生就闭嘴了。

过了几天拉门先生把事情都办妥了，跑到蔷薇街把姐姐叫走，男孩也要去凑热闹，但他们不让。又来到这道观前面，拉门先生掏出钥匙打开锁，大门发出吱呀呀的呻吟，午后的阳光落在门槛上，里面有一股深沉的凉意。拉门先生说：“这里现在是我的了。”姐姐走进去，里面还是老样子，但因为它真的属于了他，不免也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感。拉门先生显得有点兴奋，说：“它也是你的。”然后跑到后面，推上电闸，打开灯。梁上的艺术灯都卸走了，只剩几个白炽灯泡，黯淡无光，仅仅照亮了它们自身。他在后面捣鼓了一通，一台四喇叭录音机里传来了音乐。

“跳个舞吧。”他说。

“不是说设备都给你的吗？”

“他们拆走了，不讲信用。算了，我要重新装潢的，原来那些设备太差。”拉门先生说，“顾小姐，赏脸跳个舞吧。”

那个空壳子的三清殿真的很宽敞，地上虽然积了一层灰，但并不妨碍什么。拉门先生伸出手，姐姐心想这家伙春风得意，扫了他的兴毕竟不太仗义，后来发现他眼里蒙了一层泪水，随着两个人在舞池里转动，感到风吹在身上，也吹干了他的眼泪。她想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呢？

拉门先生说：“这么多年了，我看着光鲜，其实和瘪三也差不多，我攒钱攒得都想自杀了。我妈是环卫站扫垃圾的，我爸生病连份工作都没有，现在我终于可以出人头地。这种理想你明白吗？”姐姐只好歪着脸说：“我明白。”拉门先生说：“我知道你有喜欢的男人，我肯定不是你喜欢的那种，我追了你好几年，你越跑越远了，我估计我也追不上你了。我就在这庙里守着等你回来。”姐姐心想，这倒不错，我要是不回来了你干脆在这里出家算了，嘴上敷衍道：“天涯何处无芳草呢。”拉门先生说：“这个舞厅，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向你敞开大门。”姐姐说：“我无所谓，我就拜托你一件事，别叫什么‘妍妍舞厅’。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别把我的名字刻上去。”拉门先生说：“其实这代表了我的一种思念，你的名字刻在我心里了。”姐姐说：“你能不能别说话，认真跳舞？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你已经踩了我两脚了。”

于是他们跳舞。她心想，这家伙闭嘴不说话的时候还是很英俊的，她念高中那会儿差一点就被他打动了，他是个不错的人，只是有点蠢，但这种蠢并非发自内心，仅仅是他舞步拙劣。她又想到牛蒡，牛蒡难道不拙劣吗？也很拙劣。这一瞬间她忽然原谅了所有的拙劣，包括摄影师那张被打烂的脸。

这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大殿，对他们说：“怎么还在跳舞？这儿封门了。”

拉门先生放下姐姐，走过去说：“我是这儿的老板，你们有什么事？”

那两个人说：“我们没什么事，来贴封条。这地方消防一直通不过，属于易着火的建筑，以后都不给跳舞了。”

拉门先生说：“这我才刚转让到手，他们没跟我说过

http://.99lib消防的事情。”

那两个人说：“我们管不着，我们只管贴封条。”

拉门先生后来说，转让费是要不回来的。姐姐表示同意，她不想再看见他被按在酒桌上挨打的场面。她说：“你只能再攒钱了。”拉门先生说：“是啊，还好我没把工作辞掉。”于是他又站在波顿酒店的大门口，觉得自己的运气真是糟糕。

这件事并不算很大的挫折，他只损失了五千块。

整个八月快要过完了，天气依旧很热，拉门先生觉得自己精神涣散，不再像过去那样敏感了，什么人提着包进出他都会慢一拍，少了很多踢不死。这令他很烦恼，预感到这份工作快要干不下去了。那段日子他再也没去过蔷薇街。

有一天他在休息室里坐着，帽子里一分钱也没有，觉得有人戳他后脖子，回头一看是姐姐。她说：“我来看看你。”

那天她有点狼狈，浑身是汗，脸上沾着灰尘，像一只从脏水里捞出来的玩具。她从包里掏出两千元，交给拉门先生，说：“另外把钱还给你。”

那笔钱本来给牛蒡的，放在他包里，后来警察抓走他的时候作为证物把包一起带走了，钱没回来，是摄影师给了姐姐两千元，让她还给拉门先生，免得他过于伤心。

拉门先生拖长了声音说：“不急的。”

她说：“急不急都得给你，我明天就回学校了。”

拉门先生没说话，只是站起来，把自己屁股下面的凳子让给她，然后给自己点了根烟，站在她面前抽完了，又点了一根。他一直没说话，姐姐很奇怪地看着他，不说话的拉门先生显得严肃而破碎，她看了很久，觉得快要失焦了。拉门先生说：“这个酒店很不错的，四星级，你住过星级酒店吗？”她摇摇头。拉门先生说：“在上海也没住过？”她说：“我没事住酒店干吗？住不起。”拉门先生就走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对她说：“带你去参观参观。”

她也有点好奇，跟着他进电梯，出电梯，打开了某个房间的门，里面也谈不上豪华，只是比较干净整洁。地毯柔软，床单雪白。窗帘有两层，拉开厚的那层，里面还有一层薄的，像纱一样，隐隐看到城市在眼皮底下。这是全城最高的建筑。拉门先生开了冷气，坐在沙发上说：“这里面可以洗澡的。”

姐姐说：“我为什么要洗澡？”

拉门先生说：“我订了这间房，你在这里睡一夜都可以，里面的洗澡间很不错的，龙头带红色的是热水，带蓝色的是冷水。开了冷气，你可以睡一觉。”他又指指柜子里的饮料，说：“这些都可以喝，另算钱的，我付得起。”

姐姐从窗口回来，坐在他对面的床沿上，说：“你想什么呢？”

拉门先生说：“其实我很想，但是现在不想。我快要干不下去了，就算我请客，请你住一次酒店吧，以后我也不知道会去哪儿。”

她说：“你以为我稀罕在这种地方和你在一起？”

拉门先生说：“我没有那个意思，其实我最幸福的是那天在道观里，但是我很倒霉，最不幸福的也是那天。我希望你忘记我的倒霉相，以后能记得，我请你很风光地住过酒店。”

姐姐说：“我觉得你做的这些，从头到尾都像个梦，都很虚无啊。”

拉门先生眼瞅着她站起来走掉，觉得自己失败透了。他在房间里待了十分钟，外面毫无动静，她不会回来了。她是肯定不会回来的。于是他脱了衣服，给自己洗了个澡，出来以后就直奔大街，去找那几个人。他不知道她在回蔷薇街的路上心里一动，差不多明白了这是要出事，后悔不迭地往酒店赶，回到房间敲了很久的门，他已经走了。

那天拉门先生走到康家三兄弟的舞厅里，下午没有生意，该在的人都在。这是他第一次来讲理，康家三兄弟都在笑，拍拍他肩膀，说他运气不好，只能再接再厉、从零做起了。拉门先生很诧异地看见强盗也在其中，就问他：“你回来给他们看场子了？”强盗说：“滚。”

拉门先生走到街上，对面有个西瓜摊。他穿过街道，走到摊主面前，问西瓜多少钱一斤。摊主说一毛二。拉门先生又问：“西瓜刀呢？”摊主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拉门先生问：“西瓜刀多少钱一把？”摊主说十块。拉门先生就花十块钱买了刀，又花五毛钱买了个西瓜，放在花坛上，一刀劈开瓜，说：“不错，不用磨刀了。”

按说应该再买张报纸，把刀卷起来，他懒得这么干了，就反手拿着，藏在身后，回到舞厅。那伙人都还在，拉门先生亮出刀，聚在一起的几个人轰地散开了，全都退到后面去抄家伙。拉门先生心想这下完蛋，除了自己以外谁都别想砍得到了，这时看见强盗从旁边的厕所里走出来，毫无防备。拉门先生觉得这个目标也不错，甚至更合适，抡刀劈过去。强盗伸手一挡，西瓜刀并没有把手臂劈断，只是嵌进去一半，拉门先生把刀子勒出来，又照着强盗迅速矮下去的头颅上胡乱砍了三刀。在其余人抄家伙涌上来之前，他扔下西瓜刀，发足狂奔向着派出所投案自首去了。

10

摄影师活到这一年曾经有过不想活的念头，他走了一生中最大的霉运，挨揍不说，莫名其妙牵连了拉门先生坐牢去了。事情就像一串鞭炮接二连三地炸响，摄影师是个脆弱的人，他不能接受自己成为满街男女老少嘲笑的对象，也不能接受一个二十三岁的优秀青年因为他的缘故从此身陷囹圄。他丧失了生活的勇气。

至于这件事的另一个关键人物，他深爱的女人关文梨，一度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认识十年了，这十年本来可以结婚的，但是阴差阳错，她成了他的情人。考虑到他多年鳏夫，关文梨也离了婚，情人这个词其实很不适用于他们。他们爱跳舞，另一种称谓是“舞搭子”，也未免太宽泛了。终于有一天，在她消失了整整一个月后，他再次跑到派出所去询问，有个年轻的警察很不耐烦地问他：“你是关文梨的什么人啊？”摄影师犹豫了一会儿。情人？太书面化了，会引起警察的警惕。舞搭子？太口语了，警察又不会当回事。于是他郑重地说：“她是我女朋友。”

当时社会风气虽然很开放，但对“女朋友”这种称呼，仅限于青年人使用，而且得是有正当工作的未婚青年。顾大宏和关文梨的年龄，加起来九十岁，年轻的警察像是被谁咬了一口，抬头看着摄影师。摄影师很是得意，觉得自己终于冲破了某种桎梏，说：“对的，关文梨是我的女朋友。”旁边有个老警察乐了，忍不住说：“老顾，早点结婚多好呢。”

到了九月里，姐姐去上海继续读她的大学，男孩去了化工技校，一所著名的流氓学校。剩下摄影师一个人守在照相馆里，脸上的伤还没完全好，但至少是恢复原形了，他很颓废地坐在玻璃橱窗后面，那儿贴了他的作品，各种各样的肖像，穿过这些肖像的缝隙可以看到他的脸。偶尔会有人路过，对他喊一声：“老顾，还在想关文梨呢？”

那个女人应该不会走远，这座城市并不提倡背井离乡，所有人从出生到老死都得在这里，它富庶、温婉，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才会给你点厉害尝尝。

她家离蔷薇街不远，男孩的学校很远，每天骑车上下学都会经过她家门口，那是一个大杂院，里面住着乌七八糟的人，到了晴天所有的被褥和内衣内裤都挂在半空中。从街道上望过去可以看到她的窗口，位于大杂院的二楼，挂着碎花窗帘，始终静悄悄的。他注意到窗台上有一盆植物在渐渐枯萎，到秋天时它已经死成了几根秃枝。男孩心想，这下我爸爸大概是失恋了。

摄影师恢复原形以后迅速变成了一个老人，不只是白头发和皱纹，他的脸上居然出现了老人斑一样的瘢痕，额前被揪脱的头发再也没有长出来，而且有点耳聋，听到什么话反应都会慢半拍，一旦听明白了又会变得很容易激动。姐姐说这也不纯粹是挨打造成的，可能他的更年期提前到来了，过几年就好了。他有时候还去靳家花园，坐一个小时，喝杯茶，然后离开。他在舞厅通常都穿布鞋，别人一看这打扮就不会再来骚扰他。那时候的舞厅也变得更为大众化，跳华尔兹的人都少了，通常都是些很简单的四步，并且，永远也不会再有探戈舞曲了。他成了一个在舞厅里默默沉思的人，看起来，他一生中余下的时光都该是这样了。

有一天，关文梨回来了，她没有惊动任何人，当她走进苏华照相馆时，用丝巾裹住头，戴着一副口罩，连摄影师都没认出她来。

她果然没走远，住在城外小镇上的一个亲戚家里。摄影师问她：“去那么久干吗呢？”她说本来是想去借钱的，那张欠条上的一万块，不过她真的借不到那么多钱。摄影师说：“借不到就早点回来嘛。”关文梨愣了一会儿，对他说：“没脸再回来了。”

正如姐姐所倡议的，他们应该结婚，这件事并不难，然而两个曾经在舞厅里如此风光的人，全城唯一在公开场所跳探戈的老帅哥和老美女，无法接受以这种方式落幕。结婚倒像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这种羞辱太折磨人。关文梨说，只要她闭上眼睛就会想起摄影师的大脑袋，打得七零八落。这一切缘于她，她看见顾大宏害怕，看见顾小山和顾小妍也害怕，看见强盗和独眼以及这条街上的每个人都会感到害怕。

摄影师也跟着愣了一会儿，问她：“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关文梨说：“我想去挣点钱。”

挣钱是个好主意。她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在小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意很小，但这件事至少看起来比摄影师更重要，她虽然爱他可是并不打算和他结婚。一切复杂的恩怨情仇就此简单了。

摄影师没说什么就放她走了。

姐姐是一九九一年回到戴城的，她学的专业是通讯工程，这一批毕业生有些运气很不好，找到的工作简直比劳教还不如，也有一些运气好的，后来平步青云，她属于后者，不过时来运转得再等上十年。

那时她找到的工作是在邮电局上班，第一年相当于下车间，必须做个邮递员。她负责投递的那个片区离蔷薇街很远，没有熟人，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人们看见她穿着绿色的制服，骑着绿色的自行车，在清晨与傍晚出现在街道上。那种自行车都是二十八英寸的女式车，正常女孩子根本不敢骑的，她不怕。车后面挎着两个邮件袋，装着各种信件和报刊，有时男孩觉得这是一种报应，十年前她从汪仙居家的奶箱里偷出牛奶，现在必须挨门挨户送信，仿佛是把曾经偷到手的那些东西再偿还给一个空虚的中心。

她变得老实了，说话不那么嚣张，行事低调，偶尔只在家里发发脾气。她最烦有人提起那两个坐牢的男人，简直不能说，像她这么一个人，自认为接近完美，结果她的爱情在号子里蹲着呢，一个判了八年，另一个连影子都找不到了，根本不知道关在哪儿。在她脱下这身邮递员制服之前是休想见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

她很努力，工作优秀，上过电视。当然不是标兵，她才干了这么几天配不上标兵的称号，而是给标兵做陪衬，发表一下自己的感想。实际上她比标兵也不差，绝无迟到旷工，不怕苦不怕累，想方设法为那些无主的信件找到归属，有时候连人带车栽倒在雨雪纷飞的街道上。男孩在电视上看到她穿着邮递员的制服，非常正派，有一张美丽姣好的脸，简直可以做人民邮政的广告代言人了。男孩心想，嘿，那两个关在牢里的，是不是会有可能在新闻里看到她的模样呢？

有一次他去邮局找她，看见她疲惫地坐在门口台阶上，几个同样疲惫的邮递员一溜排开，他们的自行车也筋疲力尽地歪着车头。那些邮递员在抽烟，她不抽，只是低着头，在下午的阳光中等待着这一天的晚报和余下的信件，像个罪人在等待他的判决书。

定期地，她会收到拉门先生的信，特别简单的一张明信片，从城东那所监狱里寄出来的，上面写着他需要的东西。她很快乐，给他送东西是她最高兴的事情。不过她更惦记的是那个从来也没写过一首诗的诗人，如果这两个男人都站在她眼前，她到底会嫁给谁，只有天知道了。

姐姐工作以后有很多男人追求她，这是必然的，可她最终都没有答应别人。男孩问她是不是在等待着拉门先生出狱，那位还在高墙里糊火柴盒呢，以他的刑期大概还有满满一仓库的火柴盒等待着去完成。她说倒也不是为了他，后来又说：“戆卵为什么非要砍人呢？搞得我一生负疚，真他妈的没来由。”她做邮递员以后在家说脏话已经毫无顾忌了。

“那么诗人呢？”

“别提了。”

“还有那个去了美国的，好像是你的初恋男友。”

“凑一桌打麻将吗？”她看着天说。男孩就不再问下去了。

男孩想，这真的像命运的安排，但命运只是在关键时刻伸出手来扭转一下局面吗？把一切变得更简单或是更复杂？也不是这样吧，每当她看到姐姐的样子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时间中，时间就是命运，除此别无他途。

有一天姐姐对男孩说：“我看见强盗了。”

男孩说：“他在哪儿？”

她说：“跟我去看。”

男孩骑着她的自行车，带着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她的辖区。在一条很破旧的商业街上，她跳下车子，指着马路边的一个报摊说：“他在卖报纸。”

那个人，被拉门先生砍成了半傻，手上的筋也断了，如果不是医生妙手回春的话，他就得死掉，拉门先生也得死。他剃着光头，戴着一顶卖报人常见的遮阳帽，如果摘下帽子你会看到清晰的三条刀痕。他的报摊很寒酸，用几把凳子拼起来，上面搁着很少的几份报纸，报纸上压着几枚硬币。他自己就坐在一把折叠帆布小马扎上，看着眼前的硬币发呆。

男孩说：“爸爸的欠条还在他手里呢。”

姐姐说：“看这样子是不会来要钱了，都两年过去了。”

男孩说：“欠条在，总之不是件好事，万一哪天他又想起来了呢？”

姐姐打趣说：“他要是真想起来了倒也不错，跑到蔷薇街来，和老顾叙叙旧。”

男孩说：“老顾也跟傻子差不多了，他要是看见强盗或许会清醒过来呢。”

她点点头。两个人感到一阵轻松，没错，那张欠条是不会再出现了，它已经变成了强盗身上的刀疤，阴差阳错地，把这个最难搞的家伙、他们全家的阴影，就此定格在了八十年代。某一瞬间男孩甚至觉得，强盗是无辜的。

男孩想，我们都解脱了，包括姐姐，不过也未必。有那么一天，她去送信，遇到几个十七八岁的小流氓调戏她，对她说：“女邮递员，打炮吗？”

她不太明白打炮的意思，不过看他们的表情就明白了。她跳下自行车，瞪着这几个人，他们哈哈大笑。后来又跑过来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流氓，对那几个人说：“你们找死，你们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顾小妍。”那几个小流氓摇头，没听说过。年纪大的那个就说：“她的男朋友，当年一个人提着西瓜刀冲到康家三兄弟的舞厅，三刀砍残了一个叫强盗的老逼样；警察来抓他，他一脚踢飞了一个联防队的，爬到屋顶上，几十个警察堵着他，后来电视台都去拍新闻了。这人现在还关在牢里呢，等他放出来能把你们一个一个都剁了。”那几个小流氓听了感到非常佩服，臊眉搭眼咋舌而去。

姐姐推着自行车往前走，走了一段，她觉得孤独了，她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但那次孤独找到了她。她撂下车子，站在街上大哭起来。

11

步入九十年代后，摄影师再也没去跳过舞，他隐退了。如果戴城有个跳舞名人堂什么的，他的照片应该会挂在那里，供后人瞻仰。可惜没有，只能草草落幕，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段传奇故事——那个会跳探戈的顾大宏，真的很厉害，又儒雅又傲慢，后来被人打成了傻子，所以做人不要太清高啦。这就是故事的全部意义。

很多人都以为他颓了，其实不然，他很滋润，每隔两个星期去一趟小镇上，找关文梨叙叙。她在镇上先是开了个杂货店，后来又开了个饭馆，里面还有摄影师的股份。那镇子过去很冷清，没想到一夜之间就成了旅游旺地，到一九九二年的时候，饭馆可谓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她还卖一种很肥很糇的蹄髈，据说是当地特产。每次摄影师去镇上，第二天都会带一个回来，放家里吃一个礼拜。他在镇上过夜。

可他们就是不结婚。

摄影师还是守着他的照相馆，店面破旧，生意越来越差，曾经有人来和他谈转让的事情，他不干，觉得它既然以亡妻的名字命名，那就不能随便倒了，更不能把这名字交给别人。九二年解放路改建，沿街一溜平房全部拆除，造起了楼，贴着马赛克瓷砖，玻璃窗全都是茶色的，照相馆恰好就在一幢大楼后面。那地方叫做康城歌舞厅，是康家三兄弟的买卖，里面全是三陪小姐，到了晚上热闹极了，唱歌跳舞，喝酒划拳，轰轰的音乐声从里面传来，卡拉ok的嚎叫回荡在夜空中。等到这些声音都消失，筋疲力尽浓妆艳抹的三陪小姐就跑出来吃夜宵。

有时候他们能看见一辆黑色的桑塔纳，里面坐着康家三兄弟，他们已经成了戴城很有名望的生意人，他们开影视公司，有两家歌舞厅，后来还做起了房地产生意，不过这一切都与摄影师无关了。

这条街称之为花街，原先只是因为它名为“蔷薇街”，街上又有很多栀子花，至此它就真的成为花街了，附近的白柳巷顺便也叫柳巷。人们都很快乐地说自己住在花街柳巷。

九十年代，陆续又有人搬离蔷薇街，其中就有方屠户。屠户那时也不再卖肉了，因为没有国营肉店了，他不想做个体户继续抡刀子，根据林雪凤的推测，中国很快就会流行各种冰货——冷冻的鸡鸭鱼肉，冷冻的丸子饺子，甚至冷冻的面条。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屠户一直记得，人们为了买一块没有冰冻过的“热气肉”，拼杀在菜市场，给他这个剁肉的递香烟抛媚眼，没有人爱吃“冷气肉”。然而冷气时代确实来临了。林雪凤是个商业奇才，她总能准确地预测到行情的变化，屠户在西边的新村里摆起了一个冰货柜台，很快步入正轨。他顺便租了一套三居室，全家迁往新村，蔷薇街的日子就算是永久性地结束了。

摄影师仍然坐在他的照相馆里，旁边的烟杂店和寿衣店都变成了小饭馆，一个卖炒面，一个卖盒饭，到了吃饭的时间油烟弥漫，泡沫塑料盒子四散飞扬。座位不够，食客们就蹲在照相馆门口吃，很煞风景。这且不说，关键是这种小吃店引老鼠，大的在地上跑，小的在梁上蹿，首先把姐姐吓了个半死，其次那些女的再也不肯来光顾他的生意了。

男孩那时已经被化工技校开除，在外面帮人跑婚纱生意，十九岁就挣到了自己那份钱。姐姐比较倒霉，没调进科室里，还在外面做邮递员，不过看上去好日子也不远了。他们都不再管摄影师的私生活，他孤守着照相馆，有一天，他的好运气来了。

他被强盗揍过以后，干了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每天到照相馆里给自己拍一张派司照，一共拍了五十张，全都冲出来。在这些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张脸的变化过程，从一个狰狞恐怖的大脑袋，逐渐缩小，逐渐恢复原形，后半部分可以看出他很帅，脸上的伤让他更酷。他表情平静，或者说像个无所谓的劳改犯，到了倒数第三张，他似乎是疯了，跑到理发店给自己剃了个板寸，扮出一副恶狠狠的表情，倒数第二张是哈哈大笑，最后一张是伸舌头扮了个鬼脸。他把这些照片贴在一张黑色的卡纸上，全是两寸头像，密密麻麻地排列上面，观者无不动容。这套照片他要是心情好了就会拿出来，放在柜台上吓吓人，也展露一下自己的摄影功底。他还挺得意，说那次关文梨来找他，本来是可以把她挽留下来的，后来他搬出这套照片，她就吓得跑回镇上去了。

那次有几个外地的摄影家经过解放路，顺便拐进苏华照相馆，他们是来买胶卷和电池的。摄影师正在吃午饭，他的五十张派司照就搁在柜台上，有一个摄影家看见了，吓了一跳，抬头端详摄影师，又招了那几个人一起来看，大伙啧啧赞叹，问他：“这是您自拍的吧？”摄影师点头。外地摄影家说：“这很厉害啊，非常有力量，可惜尺寸小了点。”摄影师咽下了米饭，跑到里面拿出四个档案袋，里面是五十张扩成十寸的大片。

外地摄影家们看了半天，除了这套以外，还有他当年给姐姐拍的“早晨”，给男孩和关文梨拍的“雨季”，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荷花梅花樱花玉兰花。外地摄影家很有眼光，说：“花就别看了，您的人像拍得不错。而这套照片是世界级的，效果太好了。”摄影师说：“是啊，前年不小心摔的。”外地摄影家说：“您也别不好意思了，这分明是给人揍的，傻子都能看出来。”摄影师无所谓地说：“哦，那就揍的呗。”

那几个摄影家告诉他，南京正在做一个现代艺术展，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虽然他籍籍无名，只是一个街边照相馆里衰老无用的小老板，但这套作品从各个方面来讲都不逊色于摄影大师。最关键的是，没有哪个摄影大师能把自己揍成这样再拍一组照片，那种伤痛、悲愤、狂乱，都是独一无二的。摄影师想了想，民间艺术家对这么高深的理论不是很明白，但他觉得去参加展览也不错，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敢想的梦想。

这件事花了他不少钱，主要是冲印和装裱，还有运输费。他独自去了南京，反正也没人管他。后来男孩才知道，他的作品挂了整整一个墙壁，刊登在两份艺术杂志上。这组照片被他命名为“疼痛”，疼痛1号，疼痛2号，一直到疼痛50号。够吓人的。等他回到戴城时，又上了一次晚报，文化宫给他开了一次摄影作品回顾展，把荷花梅花什么的也拿出来现眼。这下他第二次出名了。

那时人们又想起他了，原来曾经的摄影师顾大宏已经成了知名艺术家，生意又来了。他穿着高帮皮鞋和摄影马甲，坐在一把罕见的导演椅中，跷着二郎腿抽烟。有一天人们惊讶地发现他的头发很长很长了，并且他也不打算把它们剃掉，花白的头发像当年的诗人牛蒡一样，逐渐齐耳，逐渐披肩。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和他谈柴米油盐了。

在苏华照相馆的最后一段时光中，他显得满足而自负，作品还在外面展览着，他享受了一个戴城的小老板不可能得到的荣誉。有一天他昏了头，竟然答应给碧波饭店的女老板拍一套裸照，那也不是全裸，而是半裸，但足够让他再挨一顿打了。

那个女老板也是深爱着他的，她很漂亮，就是长得有点肥，不太会跳舞。过去她认为自己有钱，胜过关文梨十倍，现在关文梨也他娘是饭馆女老板了，生意不比她差，她估计这辈子也追不上摄影师了，只有一个要求，在青春逝去之前请他给自己拍一套比较暴露的照片。当然这事得关起门来干，摄影师没二话就答应了。

于是，那天下午，姐姐恰好提前下班回家，街道静悄悄的，隔壁饭馆里的人都在打瞌睡，她看到苏华照相馆的卷帘门关着，觉得奇怪，就掏钥匙开门走进去看个究竟。她以为最惨的事情无过于摄影师又被揍了一顿，结果看见碧波饭店的女老板衣衫凌乱地坐在里面，摄影师脱剩一件汗衫，扎了个小辫，正在狂按快门。姐姐几乎要晕过去，总算她也见过一点世面，没声张，退出去替他们把门，直到他们完工。碧波饭店的女老板出门时还很亲热地拍了拍姐姐的肩膀。

那是家里最后一次爆发大战，男孩亲眼目睹。他觉得好玩极了，摄影师和姐姐都嘟着嘴，互相不服气，互相觉得对方是傻瓜的样子。姐姐说他这么干很可能会被抓进去，如果他一直这么干，肯定抓进去。摄影师说：“拍人体艺术的我见过，我去南京都见过了。”

姐姐说：“真以为自己是艺术家了？”

摄影师说：“反正比你那牛蒡更艺术家，我很有名气的，上过艺术杂志了，你不知道吗？”

姐姐狂怒：“我知道，不就是被人狂揍一顿吗？你要是再被人揍一顿，你还能上艺术杂志。”

摄影师狂怒：“你一个邮递员竟然嘲笑我？”

姐姐说：“你下次要是再拿牛蒡说事，我饶不了你，我天天跟你说强盗。”

摄影师说：“你还有个拉门先生呢。”

姐姐说：“你还有个独眼呢。”

摄影师说：“再啰嗦我就一把火烧了这照相馆。”

姐姐有点害怕，嘟哝说：“嘴硬吧，你就是因为嘴硬才挨揍，揍完了可以去展览。”摄影师抄起凳子，女邮递员撒腿就跑，跑出去二十米，回过头来对他说：“你到底想娶哪个女人？”

摄影师喘了口气，穿好衣服，抓了点钱塞进口袋。那时天色还不太晚，走得紧的话，可以赶上去小镇的最后一班中巴车。他把苏华照相馆的卷帘门拉下来，锁好，往巷口走去。

姐姐大喝道：“去哪儿？”

摄影师用他三十多岁时一贯平静的语调，头也不回地说：“老子去结婚。”